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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教养保育院难童私逃原因剖析 　　[摘要]抗战时期，失教失养的难童人数众多，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慈善组织设立教养院或保育院，从事难童救济工作，但在收容的难童中，时常发生私自外逃的现象。难童私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儿童渴望自由；对教养保育院内的艰苦生活和枯燥环境不满；人际关系处理不恰当；家庭及亲人的吸引；到院外寻找实现理想的机会等。 　　[关键词]抗战时期；难童；逃跑；原因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2）01―0088-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扩展，难民的救济问题进入学者的视野，并成为抗战史研究的热点，其中难童是难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有关难童研究的成果逐渐增多，已有成果主要从难童产生的原因、救济的必要性、救济的机构、救济团体、救济教养方式及意义等方面加以阐述。而迄今为止，对救济、收容难童的逃跑问题尚无研究，本文拟利用有限的资料阐述难童逃跑现象，重点探讨难童逃跑的原因，以期进一步扩展难童研究的领域。 　　抗战时期，难童数量众多，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为救护民族幼苗，培养国家未来建设人才，国民政府和民间团体设立教养院或保育院收容与救济难童，但这些被收容的难童存在私自逃跑的现象，而且其逃跑的方式多样。 　　一、教养保育院难童逃跑现象 　　难童是难民的一部分。“难民是由于天灾、战祸、种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以及其它种种社会个体无法抗拒的因素的影响，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的人。”难童特指难民中年龄在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包括婴幼儿。 　　抗战时期产生了大批难童。国民政府和民间团体开展难童抢救、输送、教养工作。国民政府的救济机构赈济委员会曾就武汉收容的一部分难民就职业、籍贯、年龄、性别等分类统计，其中年龄一项为“十七岁至四十岁者占百分之五十六。十五岁以下者，较四十以上者为多”。根据此项统计推算，十五岁以下的难童应占难民总人数的22%以上。1944年桂林《大公报》估计，难民总数约8000万；1946年《中华年鉴》估计，难民总数约4000万；孙艳魁根据各种统计数据推算，抗战时期的难民人数当在6000万以上。以上对难民人数的估计不尽统一，存在较大的差距，但是根据以上难民总数和难童在难民中所占百分比，我们可以看出难童数量的庞大。 　　日本采取屠杀、奴化教育、抽血补充其伤兵等残酷手段迫害儿童，众多难童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这引起了国民政府及民间团体的重视，并开展难童的收容和教养工作。中央振济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设立教养院，战时儿童保育会、战时儿童救济协会等民间组织设立教养院或保育院，为难童提供衣、食、住、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并根据难童以前受教育的程度分成年级，进行知识和技能教育。本文研究的就是这些被收容儿童私自逃跑的现象及原因。 　　被收容救济的难童私自逃跑是各教养保育院经常发生的现象。风餐露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到处流浪的难童进入教养保育院之后，有了能够遮风挡雨的住所，也有衣穿，有饭吃，虽然有些院内的生活比较艰苦，但与原来居无定所、挨冻受饿的乞讨生活相比，应该说是有一定的进步，但令人费解的一个问题是，收容难童私自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羌绍桢调查过几个保育院儿童的生活情况，得到几点在普通学校中不常见、不易见或不得见的情形：私逃、忧郁、多病、粗暴等。私逃是勿庸讳言的事实，也许是每一个教养院所――除了出征军人的子女――里都发生过的。他们有的是一个人潜逃，有的是结伴私逃。钱用和指出，对于难童教育，“虽然过去的成绩不能全部抹煞，但下面的情形，似乎是普遍的缺点：疾病、饥寒、逃亡、顽劣、空虚几令办理难童教育者焦头烂额，心劳力拙”。定一同志曾被振济委员会难童教养机关辅导队派往某教养院担任辅导员，他在此院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防止儿童逃跑，因为“在这里儿童逃跑的现象特盛，每月必有发现。最厉害的时候，十数名、数十名的联袂而逃”。 　　从事保育工作的梁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保育难童逃跑并非个别现象：“我曾经在战时儿童保育会主办的一个保育院工作了七个足月，陆续经总会批准收容从别个保育院逃来的儿童数目不下七十名”，据其回忆，“约有七十三名”。这些私逃来的难童所在院址有的距离梁生所在保育院二三百里，有的是从距离几千里且交通极不方便的贵州毕节逃出来的，年龄最大的十五六岁，最小的十岁左右。他所在的院也发生一次逃走了五个儿童的事件，其中三个是收容别院逃来的。这不但说明儿童逃跑的人数多，也说明儿童逃亡的决心大，为了逃出教养保育院，不惜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远离此地，有的还是不止一次地连续逃跑。 　　保育难童逃跑的现象之盛，除了从事难教工作人员的相关描述外，也从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日常工作中反映出来。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制定的表格中，有儿童逃亡日报表式样，其颁布的命令也有一条大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