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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媒介舆论的价值剖析 　　【摘要】在社会价值观冲突中，媒介舆论在引导公众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同时，我国公共领域已经大体形成，舆论学理论研究由基础舆论学向公共舆论学深化，这为我们研究媒介舆论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可以借鉴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媒介舆论；舆论价值；公共领域 　　 　　媒介舆论价值研究的社会背景与两个前提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社会转型为我们考察媒介舆论价值提供了一个特定背景，在这个幕布上所映现出的各种表象与舆论活动，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在这种情形下，媒介舆论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导舆论，其价值导向对社会的影响尤为巨大，在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对主导价值观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市民社会的影像也日渐清晰，由公共事务领域扩展成的公共领域也逐步形成，为我们研究媒介舆论价值提供了价值主体、客体和直观对象。在此基础上，我国舆论学研究开始向公共舆论学方向深化，这也为我们研究媒介舆论价值提供了理论前提。因此弄清媒介舆论价值研究的两个前提是必不可少的。 　　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是德国学者尤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颇有争议的政治学概念。哈贝马斯指出，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我们可以循着两个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 　　首先是舆论学的视角。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框架中，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没有什么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官员有关的公共事务常常被看做私人事务而隐蔽起来，与普通公民有关的私人事务有因普通的高强度的道德约束力量而被视为公共事务向社会公开。因此，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没有公共领域。中国公共领域的兴起正是以私人领域的凸显而得以彰显的，而在中国，私人领域形成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隐私观念的出现。 　　其次是传播学视角。传媒历来被视为“社会之公器”，但同时也受制于新闻体制的束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也可以看做是在构建公共领域、影响社会进程中不断寻找和调整自身定位的过程。当然，这一切都是以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为前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媒介市场化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媒市场化是中国公共舆论形成的先声。 　　公共舆论的提出。对于“公共舆论”这个概念，目前是有争议的，这种争议不仅仅表现在对公共舆论定义的不同上，而且对“公共舆论”这一提法本身也有着诸多质疑。例如，舆论与公共舆论都是public opinion，在舆论之外提出公共舆论是否科学，而且有必要吗？既然有一个公共舆论，那么是不是对应的还有一个私人舆论，或者说是私下舆论呢？或者有人干脆认为我国根本就不存在公共舆论，等等。 　　公共舆论在我国社会已普遍存在，并成为主导舆论，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于“公共舆论”这个概念颇有争议，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定义：公共舆论是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议论通过公共论坛的扩散而形成的公共意见。它是民意和众意的反映，是人民的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我们这里所讲的媒介舆论是公共舆论的一种形式，而且是一种主要形式。 　　媒介舆论价值基础与本质规定性 　　对于舆论价值，我国大多数学者的一致观点是舆论能够满足舆论人的需要，给舆论人带来某种效益，一般意义上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所以有关舆论价值就是舆论能够满足舆论人的需要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是深刻的，因而从前文中，我们能够看到刘建明先生说“这是舆论价值的全部意义所在”，徐向红先生说“在舆论学中，舆论价值当然是指人们伸张自我，调节对象这一特殊需要的满足”。但是我们认为舆论价值的本质，在“全部意义”和“当然”中还需要深挖下去，突破“舆论＋价值＝舆论价值”的简约模式，充分认识到舆论是一种评价性信息这一特征，并在充分理解和把握评价的本质与特性的基础上界定舆论价值，要意识到舆论价值的层次性与复杂性，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媒介舆论的作用日益突出，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对媒介舆论价值不能简单地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来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探析媒介舆论的价值基础。价值关系是人类的一种普遍关系――主客体关系的一个方面，即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由于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主体（客体主体化），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因此，探析媒介舆论价值基础，便是要弄清媒介舆论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这是分析公共舆论价值本质的前提条件与基础。而要弄清舆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就必须先要弄清媒介舆论的舆论主体与舆论客体。 　　我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