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剖析.docVIP

我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情况剖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建筑业、服务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经济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方向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量农民开始涌进城市寻找工作，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民工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农民工的大幅增加以及 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弱势群体），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他们处理的好与坏将对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城市工人社会保障制度成为诸多学者及社会界讨论的热点。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参保人数增加，社保基金规模扩大，待遇水平相对提高，更重要的是逐步把农村人口、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范围，建立专业化、社会化、法制化社会保障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社会保障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农民工的参保率低、退保率高成为普遍现象。其次，农民工对医疗保险可望不可求。再其次，农民工不公平待遇突出表现为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缺失。最后，工伤保险待遇很难得到支付。 　　一、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 　　1.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完全理性选择。（1）获得工资收入是农民工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市场经济中，需求决定供给，而在政府准公共品——农民工社会保障，城市农民工自身对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形成“有效需求”。对于企业是否为自己缴纳各种保险费的要求比较低，农民工参保意识比较淡薄。然而，由于从事行业性质不同，所面临的各种生活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他们对参加保险的客观需求是从在的，关键问题是他们的“支付能力” （缴费能力、承受失业压力的能力等）不足尚未形成对社会保障的“有效需求”， 农民工务工收入低，除去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外，积累有限。 　　（2）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较低的待遇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其投保的需求愿望。按照这一保障水平，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落实，即使能够在移入地享受到养老金或老年补贴，其生活水平也较低。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险，仍然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所制定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把城乡二元结构移植到城市，移植到新的工业化成果中来，这实质上是一种歧视性政策，很容易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自卑心理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民工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强烈需求，对今后社会保障的发展不利。 　　（3）土地作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替代品，影响其理性选择行为。在城市农民工人群体中，农民工做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决策是因为希望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本市场和商业保险市场的建立以及政府提供的有关社会保险政策对人口迁移有明显影响，但是目前还缺乏针对保障城市农民工基本生活、降低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他们在外出务工时仍然保留户口所在地的承包地，当进城务工农返乡时，只能通过投入少量的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进行耕种土地，实际上对土地的使用上体现出低投入和低效率、忽视农业收益的倾向，在规避社会生活风险同时只能舍弃利益最大化目标，农民“理性”地对风险环境的判断和行为的安排导致“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的结果，即农业的非效率状态。 　　（4）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家庭保障具有社会保障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作为人们最终的归属地，不仅在物质上给予部分满足，更重要的是在精神给予安慰，这种保障主要依靠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庭成员共同抵御风险的意识和行为，“养儿防老”就成为农民的希望。同时普遍存在于邻里街坊之间的互相帮助、扶持、慰藉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也构成家庭之间非正式的赎回保障网络，这也是中国农村传统保障的一大特色。这样，基于对最低限度保障的需要，村民间进行的互助、互惠行为，被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 主要是源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习俗规范，与布尔迪厄所讨论的“惯习”意义相似）的互惠模式。 　　2.农民工对参加社会保险的有限理性选择。（1）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理性选择的影响。从社保基金筹集到委托投资管理中，投保人将个人由国家强制缴纳的社保基金交给社保基金会管理，这就实现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即投保人（委托人）授权管理人（代理人）对社保基金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社保基金一级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是社会保障制度顺利运行的基础和首要环节，随着社会保障覆盖范围的逐渐扩大，对相对分散参保人的管理难度也日益显现，尤其是对参保人的资格确认、等级及关系的转接。 　　参保人有可能充分利用信息优势产生“搭便车”行为，即道德风险，以最少的缴费获得更多的收益，甚至降低参保者的劳动积极性，例如下岗职工在隐性就业的同时还领取失业保险金，非低保户隐瞒自己的收入获得低保资格，医保职工冒领医保金。对于企业来讲，为减少成本，少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