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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成因剖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逐渐出现军人退出政坛、推行自由选举、实施和巩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运动，形成了拉美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提出：民主化浪潮“指的是一组国家由非民主向民主政权的过渡，这种转型通常发生在一段特定的时期内，而且在同一时期内，朝民主化转型的国家在数量上显然超过向相反方向回归的国家”[1](p.12～14)。拉美国家这个时期的政体演变明显具有这一特征。 　　拉美国家作为非西方国家民主化的先行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的理论模式出发，试图对拉美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成因作出解释。笔者认为，单从某一方面去探讨民主化的成因不足以详尽地解释这一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现在多数学者也倾向于综合考虑多重因素的作用。本文拟从拉美战后的经济发展、威权主义合法权的日益衰落，以及外部势力的政策变化等方面对拉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成因进行一番探查。 　　 　　一、拉美民主化历程的曲折发展 　　 　　纵观拉美的政治历史，民主化的发展历程可谓一波三折。拉美最早的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19世纪初，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影响，拉美人民推翻欧洲殖民者的斗争热情高涨，随着1804年海地宣布独立，拉美独立战争序幕拉开。到19世纪中叶，除古巴、波多黎各外，拉美所有法、西、葡属殖民地均宣告独立。独立战争不仅摧毁了欧洲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而且把欧洲的民主制度引进到拉美。独立战争和随后建立的民主共和政体构成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 　　拉美独立运动的领袖们，怀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极大热忱，力图借鉴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观点来创建自己的共和国，但革命者的理想在现实面前遇到了严峻挑战。欧美民主制度虽然随着独立战争的炮火被移植到了拉美的土地上，但这块土地尚不具备民主制生根开花的条件。独立战争虽然结束了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但没有摧毁殖民者留下的社会经济制度，独立后拉美各共和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亦十分软弱，同时，由于长期处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自身尚未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宗主国的封建统治，因而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很显然，这些问题成了独立战争的领袖们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但早期的领导人却大多不谙国情，热衷于推行西方民主制，美国的联邦制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制，反而延长了国内分裂和混乱的局面”[2](p.176)。这样，民主便在尚不适应其生长的拉美发生了畸变，被一种独具拉美特色的政治制度――考迪罗制所取代。这实际是一种在共和制外衣包装下的军阀独裁体制。考迪罗们往往以政变的方式夺取政权并依靠武力维持其统治，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可见，在拉美，军人干政的历史几乎与共和国的历史一样久远。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说道：“谈到政治现代化，没有比军人干预政治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和司空见惯了。军人政府和军人政变、军人反叛和军事政权一直是拉丁美洲国家中绵延不断的现象”[3](p.175)。 　　考迪罗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拉美人民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冲击下，统治拉美近一个世纪的考迪罗主义才开始衰落，这标志着拉美第二次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到二战后，拉美民主化浪潮进一步高涨，仅1944年和1945年就先后有古巴、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委内瑞拉和巴西等国的军人政权被迫辞职。到1959年，拉美民主化的尝试达到这一时期的顶点，这一年，拉美仅剩下4个军人政府，创历史最低纪录。以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种被称为民众主义的政体，这是一种远比考迪罗制宽松、自由和民主的政体，它体现了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和知识分子等社会阶层希图发展的愿望。虽然它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但却拥有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无疑使拉美政治民主化向前迈了一步。 　　遗憾的是这种民众主义政体并没有直接发展成现代民主制度，而是再次倒退到军人独裁政权。20世纪60年代，拉美各国民主制度再度受到挑战，原有的民主趋势出现大的倒退，首先是1962年阿根廷和秘鲁政府被军人推翻，接着厄瓜多尔军人在1963年夺权，此后巴西、玻利维亚、巴拿马等国军人先后政变上台，就连号称拉美“民主橱窗”的智利和乌拉圭也发生军事政变，建立了军人独裁政府。到70年代初，除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五国外，拉美几乎成了威权主义的一统天下。 　　但是，拉美这一次回潮与独立战争后不久出现的第一次回潮，即考迪罗主义的横行相比，从时间上看要短得多。1974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这三个欧洲最后的威权政体的倒台，民主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整个世界，拉美也在这一世界民主化的大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