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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伪县级政权财政初析 　　目前对抗战时期日伪地方政权财政的研究是个盲点。抗战时期,日伪南通地方财政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演变的背后是地方政权主导群体的更替。从收入结构与支出结构来看,日伪南通地方财政是典型的维持型财政,入不敷出,收入大部来自非正常收入,支出大部分用于维持政权运转,当局在地方公共事务中鲜有作为。这些情况揭示了当时的日伪县级政权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社会,也凸显了其合法性之阙如。 　　[关键词]抗战时期;日伪地方财政;南通县;绅商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2-0140-05 　　周宗根(1975―),男,南京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史。(江苏南京 210093)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企业与地方治理变革研究(1900-1949)”(项目编号:LS09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民国时期的地方财政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就抗战时期中国的地方财政而言,国统区与根据地部分均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日占区部分却是学者关注的盲点。开展对抗日时期日伪地方财政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财政史与抗战史的研究。 　　本文将以抗战时期南通县为个案,在深入发掘当地未刊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剖析日伪县级政权的财政状况,以揭示该政权及其运转的真实面目。选择以南通县为个案,原因有二:一是南通在日占时期的财政状况既有普遍性又有独特性;二是南通该方面的资料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根据档案资料保存的具体情况,笔者将考察的重心放在前期。 　　1938年3月17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喙旅团占领南通,南通从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沦陷时期。南通日占时期可以“清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南通地处江北,夹在华中日军与华北日军两大势力之间。1938年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1940年3月,伪“维新政府”并入新成立的“汪伪政府”。这两个相继统治华中日占区的伪政权都是在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扶植下成立的,对日军华北方面军盘踞的南通等江北诸县仅有名义上的“统辖”权。究其原因就是华北日军与华中日军争权,倾向于维持江北的“特殊化”。1943年1月,张北生等在苏北推行“清乡”,“汪伪政府”势力开始伸入江北。前期的南通地方伪政权先后包括“南通县自治会”、“南通县公署”与“南通县政府”,主政的是以薛郢生、徐宇春、保云孙三巨头为首的南通地方绅商;后期的南通地方伪政权是“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及其所属的“南通县特区公署”,主政的是以张北生、姜颂平为代表的“汪伪政府”官僚。 　　 　　 　　一、日占前期的南通地方财政 　　 　　(一)财政收入 　　日占初期,日伪江苏各县政府的税收主要是田赋与货物通过税。但在当时,田赋因租税“减免”政策及征收困难,货物税又被“维新政府”上收,各县财政陷入困境。为了扩大税源,各县政权恢复了战前的苛杂税种,且在统治稍稳后,一再提高税率。[1] (P16-19)伪南通县当局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以下按照地方财政收入来源具体分析。 　　1.“中央第一种交付金”与省每月补助费 　　此两者是日伪政府间的财政补助。“中央第一种交付金”是“维新政府”拨给地方的补助款,不知始于何时,但在1939年下半年即已停止。[2](P47-48)而省补助费,见于“南通县公署”时期。1940年伪江苏省政府每月补助“县公署”2972元[3],几占其经常费一半。在日占初期当地赋税收入锐减的情况下,来自“维新政府”的财政补助,为地方伪政权的建立提供可靠的财源。“南通县自治会”的正常运转,仰赖于政府间补助。这也说明了这个政权的建立带有某种自上而下的被扶植性质。 　　2.田赋收入 　　“维新政府”时期,南通地方当局来自田赋的收入远逊于战前。1939年度实际征收总额无从得知,次年带征了6120.69元,其中4140.46元留县。1940年度田赋完纳超过8成,实际征得8.04万元,其中县税为6.20万元。[4] (P6-7)这与战前县田赋正附税46.7万元[5] (P34-36)不可同日而语。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日伪地方当局控制的人口与田亩非常有限。由于广大乡村抗日武装非常活跃,日军仅能盘踞县城以及重要据点。据1941年“南通县政府”资料,战前1936年南通人口为135万,民田143.22万亩①,而日伪南通当局仅掌握人口24.6万,民田12.5万亩。[4](P1,6-7)可见,南通日伪当局控制面积狭小,实力虚弱。 　　其次,日占初期南通地方当局推行“减免田赋”措施。1935年,南通全县田赋省县正附税为605719元。[5] (P34-36)以全县民田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