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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剖析 　　〔摘要〕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关键词〕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选举文化；国会大选；政治选举 　　〔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036-06 　　选举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重要分支，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有直接影响。选举文化是一国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1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年，人民行动党获得以60.14%的得票率蝉联执政，同时，反对党工人党历史突破性地攻下一个集选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局势首次被震撼，新加坡的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选举文化的发展通常伴随着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新加坡的基本政治制度结构并没有改变，但普遍认为，此次国会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深入分析新加坡的选举文化，对于我们全面解析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系统、把握其政治发展动向有极为重要的辅助意义。 　　一、 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创造者和主导者，选举规则是由人民行动党制定的。2011年大选中，虽然新加坡的基本政治结构没有变化，但执政党在规则层面做了一些细节改变。一定程度上扩宽了反对党的生存空间；增设“冷静日”，对选民做了积极正向的引导，试图进一步提升国民的选举素质；与时俱进地适时放宽更多的新媒体竞选工具，活跃了选举氛围，促进了竞选工具的多元化和时代化。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调整的底线是保持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持续执政。这也符合李光耀的一贯思想。“我领导期间，根据国情的转变循序渐进调整我们的制度。我提倡非选区议员制度。官委议员制度则出自吴作栋。我们渐进的调整，政府有义务推动改革但必须确保不会破坏我们的制度，进而搞垮国家。”〔1〕但此次大选中选举规则的调整在客观上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 　　缩小集选区的规模。新加坡自1988年开始实施的集选区制度，就官方的立场而言，是透过名额保障的设计，来协助少数族群代表能够进入国会。但从反对党和一般外界人士的观点来看，该制度设计之目的并不单纯。〔2〕集选区被普遍地认为是人民行动党捍卫其执政地位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成为反对党进入国会最大的障碍，该制度的公平性问题长期引发外界的质疑。在政治人才缺乏的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尚且感到政治新血的吸纳困难，要让同一个反对党组成若干个有效的集选区竞选团队就更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在五人集选区和六人集选区。因此，过去的大选中，由于反对党没有竞选团队在选区里登记，在许多集选区人民行动党不战而胜，人民行动党侯选人自动当选。而此次大选中，除了李光耀领军的集选区因为由无党派反对人士组成的竞选团队由于登记晚了而没有登记成功外，其余所有的集选区均有反对党参与竞争。作为长期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方面要秉承民主之原则，另一方面要确保自身的执政地位不被震撼，在延续集选区制度的前提下，适当给予反对党更多的生存空间实为明智之举。本届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区划分的问题上有所斟酌，集选区规模的缩小，为反对党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机会，也加大了反对党胜算的把握。选举竞争机制得以被进一步激发的新加坡，其选举更加回归到了基本法律精神之中。 　　本届大选的选区变动较大。划分委员会深知选区划分的敏感性，因此让两个反对党单选区原封不动。此外，单选区有所增加，六人集选区减少至2个，四人集选区自1997年大选后又再一次亮相，集选区的平均人数降至5人。根据过去的选举结果，集选区的大小和得票率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集选区规模小，战情就会比较激烈。〔3〕因为反对党在较小的集选区更容易招兵买马，找到足够的候选人。此外，所需的义工也不用太多，走访选民拉票的范围也比较小，故小型集选区对反对党较有吸引力。纵观之前的几届国会大选，人民行动党在多个集选区都不曾遇到竞争对手，尤其是六人集选区（1997年的4个和2001年的5个皆不战而胜）。而本届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