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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帝君劝善思想剖析 　　文昌帝君，是道教的主要神仙之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文昌”本为星宫名称，属紫微垣，包含六颗星。如《史记?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筐）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拂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宫’。”《历代神仙通鉴》称文昌帝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间寿夭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足见文昌帝君神位之崇高。 　　据《清河内传》载：“帝君储精列宿，降自有周……累朝咸有大功，尤孜孜以忠君孝亲、扶植斯文、化淑民心为任。”道书中云，文昌帝君从周初起共七十三化，救世度生，西晋末曾降生四川为张亚子。现四川梓潼县七曲山大庙中，供奉的主神即是文昌帝君张亚子，七曲山文昌宫为文昌帝君祖庙，据说灵应显著，“士大夫过之，得风雨送，必至宰相；进士过之，得风雨必至殿魁”（《铁围山丛谈》）。相传王安石幼年过张亚子祠，风雨大作，成年后果然位至宰相。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主文运”、“掌科举”、“司禄宏仁”的文昌帝君，作为学问、文章、科举士子的保护神，备受不同阶层、不同命运的众多人士的虔敬、尊崇与膜拜。不少统治者对社会上的文昌崇拜也甚为支持。唐、宋、元时期，文昌帝君多次受帝王敕封。如唐玄宗封之为“左丞相”，唐僖宗封之为“济顺王”，元仁宗封之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并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之神，等等。缙绅士大夫多信礼文昌帝君，文昌之祠，遍于郡邑。及至明代，天下学宫皆立文昌祠，科举士人无不崇奉文昌，文昌帝君七十三化之说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清代时，以文昌帝君主持文运，福佑国民，被列入国家祀典，每年农历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诞日时，朝廷都派官员前往梓潼七曲大庙祭祀。全国各地遍布文昌宫、文昌祠和文昌阁，科举之年，祈祷相属，天下士子莫不对之恭敬顶礼。 　　文昌帝君劝善文主要有《文昌帝君阴骘文》、《文帝孝经》、《文昌帝君劝孝文》、《文昌帝君劝孝歌》、《文昌帝君八反歌》、《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真诠》、《文昌帝君惜字功罪》、《文昌帝君功过格》等等。这些劝善文，在历史上流传甚为广泛，对劝化世人，引导社会人心向善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劝善文中可知，文昌帝君劝善思想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为官贤明，造福社会 　　 　　在历史上流传最为广泛的文昌帝君劝善文，是《文昌帝君阴骘文》，简称《阴骘文》，又称《丹桂籍》。古时以登科为折桂，因此以“丹桂”来比喻考试及第的人。“阴骘”一词，其源大约出自《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此劝善文中的“阴骘”，有“阴德”、“阴功”之意。中国自古就有要求统治者以德配天的传统。科举考试中考中的读书人会奔赴各地任各级官职，这些官员要才德俱备，方可真正为国效力，造福社会和百姓苍生，否则会误国误民。“掌科举”、“司禄宏仁”的文昌帝君，在《阴骘文》开篇，以身作则，教化官吏士大夫们当广行众善，利国利民：“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广行阴骘，上格穹苍。人能如我存心，天必赐汝以福。”并举历史上有名的善有善报的事例为证：“昔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济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凭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为国救民。”并劝戒官员富豪“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在《文昌帝君功过格》中，更有详细的劝导官吏士大夫们笃行众善，戒除诸恶的功格与过格。如阐明圣贤道旨，维持常道正法，引君当道，严禁伪学，为社稷久远计，识见远大，不图便一时而害后世。为国荐贤，考试不阻抑孤寒。爱重斯文，鼓励士习，承宣布化，风俗淳美。持躬谨慎，清心寡欲，操守廉洁，化格奢俗，崇尚朴检，力挽颓俗，勤俭率众，体恤僚属，不以宠荣忘其根本。奏减重敛，禁下属重敛浮收，不举苛刻议。救免大役，不径兴大工大役。不虚报年岁丰收，荒年煮粥赈济。遇大灾旱荒，早勘早报，力请赈济，设法救活多命。赈济严禁官吏侵害，使民得实惠。瘟疫盛行时，开局疗治。浚渠修堤，灌溉民田，修筑河防，务期坚固。河道险要修防得法，能为地方兴大利，除大害，使百姓永受安乐。法律均平，刑无纵枉，禁下属酷刑，严禁狱卒虐囚。狱中除秽，燃苍术以免瘟疫。作将帅的体恤士卒饥寒，与士卒同甘共苦，不克减军粮，不虚报邀功赏。纪律严明，兵过不扰，不淫掠焚劫，不屠戳杀降，等等。这些都是顺合天意，福泽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大善事，诸官吏士大夫若能依之奉行，上天必赐之福禄寿，并可福及子孙后代。反之，徇私忘公，残忍苛刻，听信邪伪，猜拔害人。仆从如云，供应繁费，暴殄天物，奢侈无度。放纵下属酷刑、贪污和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