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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会馆初析 　　 　　伴随着明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大量流动，一种新的历史事物―会馆应运而生。“会”是聚合的意思，“馆”则是供宾客居住的房舍，合意为“聚会寄居场所”。会馆是明清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它建在通都大邑，根植于传统市场经济扩张、人口迁移和流动频繁、商人子弟不断入仕的社会大环境中，通过不断调整自身机制来适应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以说，会馆是观照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面镜子。 　　由于其特殊历史地位，会馆近些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本文不欲做全面深入的探究，只拟对会馆的产生、分类、发展演进及社会功能等方面谈一谈肤浅的看法。 　　 　　会馆的产生和分类 　　 　　永乐年间，明廷迁都北京。南商纷至沓来，商业竞争在京展开；北京成为科举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在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已经南移的情况下，这一巨大的社会变迁给会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于是，江南府、县在京官僚、商贾率先捐资，在京城首善之地营置会馆，不但解决了同乡官僚与商贾的在京住宿问题，还为同乡之间的团拜、祭祖、敬贤提供了活动场所。因会馆可以保存乡土文化、凝聚同乡力量、推行宗法制度，各州县在京商旅纷纷效仿，慷慨乐输，京中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形成北京特有的人文景观。 　　据民国《芜湖县志》记载：“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会馆。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翟玉华先生认为：“早在周代，中国就已有类似会馆性质的馆舍，专为诸侯朝觐天子之用，当为会馆之始。”还有人把会馆的渊源追溯到汉代的邸舍。但何炳棣先生根据汉时大鸿胪卿属官之中有郡邸大丞专管京师的诸郡郡邸，断定郡邸决非明清会馆式之私人同乡组织，而更宜视作各郡驻京的办事处。由此，我们认为，周代的馆舍、汉代的郡邸以及唐的进奏院、宋的朝集院等，与明代以后出现的会馆都不具有源流关系。 　　至于会馆的分类，学术界较为统一。吕作燮先生将明清会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北京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为了给同乡的官僚、士绅和科举之士居停之用。二是北京的少数会馆和苏州、汉口、上海等工商业城市的大多数会馆，它们是工商业者的同乡行帮会馆。三是四川这样的移民会馆。” 王日根《中国会馆史》也将会馆分为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三种。 　　首先是官绅试子会馆，也叫科举会馆、试馆。这是最早出现的会馆，产生于明永乐年间。科举制度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主义观念的盛行，人们为谋求本地入官人数的增多，不惜由官捐、商捐等方式来建立会馆，为本籍应试子弟提供尽量周全的服务。据统计，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恢复科考，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考，两朝先后在北京举行考试201科，取中进士51624人，应试的举子当然要数倍于此数。这类试馆解决了举子迫切关注的在京住宿问题。在京师的所有会馆中，试馆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一般由本籍在京的官员和工商业者资助修建。因此，哪些地方在京当官的人多，哪些地方的会馆就多，规模也相对较大。明清时期，江西籍官员在朝中势力较大，因而江西的试馆最多。清朝末期，科举制度废除，这类会馆的试馆功能丧失。但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仍有大批来自各地的商人、学生、中小官吏及其家属，借会馆以居住、集会，“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试馆经过这样的变革，后来就发展成同乡会性质的会馆了。 　　其次是工商会馆。这类会馆最早出现于明万历年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商品流通的扩大，工商业更加繁盛，同时士大夫阶层对商人及其所从事的职业也开始有了认同感。于是工商业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协调工商业务，或互相联络感情，以应付同行竞争，排除异己，需要经常集会、议事、宴饮，就有了工商会馆之设。这类会馆一般都是按不同行业分别设立，所以也叫“行馆”。行馆分两种：一种是完全由同行业组成的。如北京南新华街的玉行长春会馆、北芦草园的颜料会馆等。另一种也是冠以地名的会馆，但实际上也是行馆。因为旧时不少行业的商人和从业人员往往是某一地区的人互相援引而来的，形成行业的地区垄断，因而这些行业的会馆就以这些人的家乡为馆名。例如北京郭家井的宁波药材商人建立的四明会馆、小蒋家胡同的山西布行商人建立的晋冀会馆等。工商会馆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东部沿海、沿河地区最多。 　　第三类为移民会馆。明清经济演变的另一特征是人口流动，由移民设置的同乡会馆以长江沿线的江西、湖广、四川（包括今重庆）最为典型。除此之外，台湾、东北地区的移民同乡会馆也较多。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东西移民运动十分频繁。由于战乱，四川等地饱受战火摧残，人口大量损耗，清初土著残存甚少，县志中多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之类的记载，便有历史上所称的“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