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析.doc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析 　　提 要：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关键词：明代；漕运；监兑官；户部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7 　　明代自永乐北迁，“军国之需皆仰给东南”，为保证每年四五百万石漕粮北运京师，明廷建立起由诸司衙门协同参与的庞大漕运体系。其中，督理漕运的官员主要有总督、把总、监兑、攒运、押运、理刑六种，而所谓“监兑官”则主要由户部司官外差。据万历《明会典》规定：“监兑，户部主事五员。每岁于漕运议事毕，选差请敕，分诣山东、河南、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督军民有司，依期交兑，催攒起程。南运督至仪真，与攒运官交接明白，即将各兑完起程并交接日期，报部查考。回日，仍将兑完日期具奏。”1“凡各处兑运粮，每岁本部（指南京户部）选差员外郎或主事，（南）直隶一员、浙江一员、湖广一员、江西一员，督同各司府州县掌印官，并分巡分守管粮官员，依限征兑。”2当然，上述史料只描绘出了一个大概情况，事实上，明代户部通过外差监兑官参与漕运乃至直接行使对江南等地田赋解纳环节的监控之权，存在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目前，学界对明代户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户部机构的总体性介绍、户部官吏的用人限制、户部尚书的任职情况、主要职掌及其职权评估等方面，但对其在具体财政管理环节中的实际运作方式和扮演的角色，特别是户部外差的研究则相对薄弱。3此外，学界对明代漕运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武总漕等高层官员和漕军、水手、帮会等基层组织，而对包括监兑官在内的中层官制的研究相对薄弱。4鉴于此，本文拟整理存世文献中明代漕运监兑官制的相关记载，爬梳其创设沿革、基本职能，并分析其屡遭裁撤的原因，以期促进明代财政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错漏之处，还请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监兑官的出现及废置沿革 　　“纳粮当差”是帝制时代社会成员对于朝廷（帝王）最为重要的义务，1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漕运制度则是历代王朝为保证居于核心地位的赋税收入――漕粮的有效征解，制定并不断调整的一系列组织和管理办法。清修《明史》曾总结有明一代漕运法之三变，曰：“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2明人顾起元的解释则更为详细： 　　漕运旧例，军民各半，互相转运。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转运于通州、天津二仓，往返经年，多失农月。于是侍郎周忱议，将民运粮储俱于瓜洲、淮安，补给脚价，兑与运军，自是转运变为兑运。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兑运，令南京各卫官与直、浙等处官，径赴水次州县交兑，民加过江船费，视地远近有差，自是兑运又变为长运矣。3 　　虽然明清以来关于明代历次漕运法转变的时间、地域、首倡人及其具体内容解释的观点不一，学界对此也颇有争论，4但总体而言，其制度演变趋势当可概括为军、民之间在漕粮长途运输过程中责任配比的不断调整：由民运为主，向军民合作，到军运为主的过渡。换言之，即军运逐渐取代民运，兑运逐渐取代支运的过程。而“监兑官”的设置，当与“兑运法”的施行息息相关。 　　何谓“兑运”？明人何乔远曰：“兑之为言易也，军与民交易也”。5军、民之间的漕粮交接过程，即民间支付运军一定钱粮（包括道里费和耗米，成化年间“改兑”后又添过江“脚米”），换取运军代为长途运输，也可视为一种交易。归有光还将兑运法施行后的军民交接过程解释为一种雇佣关系：“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内，而使军自至者，非能使役之也，实增加耗之米雇之也；军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实厚受其雇，而为之役也。”6 　　但是，在漕粮交兑的实际操作层面，军、民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进而影响漕运进度或米色质量。而由于明代军、政分属不同系统，地方文官往往难以协调军民纠纷，甚至官、军之间也常有冲突，是故需要朝廷派设户部专员监督、协调军民兑运。如嘉靖初年曾监兑山东河南漕粮的户部主事高汝行所云： 　　国家定都幽燕，供亿惟漕粟是赖，岁运四百万石……皆陆输而舟运。陆输者，民也，而理之在守令；舟运者，军也，而统之在卫所，势相轧而心相违，于是纷争之患起矣。弘治初，廷议遣部使者监之，而争者始定，然而犹后期也。正德十三年，又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