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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中国传统伦理化法律 　　摘要：在法律文化系统中，法与伦理是关系到法的制度、秩序与意义的基本问题。分析法与伦理的关系，可以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类型有更好的认识。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社会基础是小农经济和宗法团体，反映到法律与伦理制度上，体现出注重道德教化，以社会伦理道德作为强制机制。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与法律的关系中，法律必然像韦伯所说的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 　　关键词：儒家伦理；伦理化；法律传统 　　一、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含义及其成因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指中国传统法律的全部内容就是伦理规范， 或者说所有的伦理规范都是法， 而只是说， 儒家伦理的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 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 法的具体内容渗透了儒家的伦理精神。笔者在此所论述的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也就是关于儒家礼教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想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是与其复杂的各种因素互为因果，共同作用的产物；其次，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把每一项因素表述出来。笔者观点认为，此时了解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就是要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基础。 　　（一）家庭本位的宗法性 　　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别重要”，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西洋人对集团生活的重视。周孔教化的出现，它使早期的中国宗法社会未发生急剧的变革，而是通过润泽礼仪、提高精神，反而开辟了家族生活的道路，并因此逐渐地转进于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的家族生活在周孔教礼的影响下而使中国进入了伦理本位的社会。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人生实存于种种关系之中，种种关系而生种种伦理“家人父子、有师父而出徒子徒孙”的伦理关系。此时，可肯定血缘家庭本位不仅仅是传统伦理的载体，而且也是其发展的基础。 　　（二）宗法小农经济 　　众所周知，中国是闻名于世的农业文明古国，这个特色最迟在夏朝就有了杰出表现。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为农业文明提供基石。但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与印度、西欧有一定的差别。传统中国表现为个体小农经济的普遍存在、印度表现为村社制、西欧则为庄园制。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存在弊端的，它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和事故，在生活中完全依赖生产经验和劳动力，同时受“男尊女卑”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体力强健的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优势和重要性，于是就形成了父对子、长对幼、夫对妻的“领导关系”。由此可见，以宗法小农经济及与其相应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成了宗法伦理原型。 　　二、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体现 　　梁治平教授在其书中有两个重要命题：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另一个是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化的法律。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当时法律文化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找到其相应的表现形式，甚至可以在每一部法典或每一条律文中，感受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此外，有关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还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可供参阅，鉴于这两方面的支持，笔者在此对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略作论述。 　　（一）在家族及社会领域中的体现 　　儒家伦理反映到中国传统家族领域内，则集中体现为―个“孝”字。作为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基本范畴之一，“孝”可以用来概括家庭、家族领域内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各种关系。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如“家礼”和“乡约”以至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记载：子女因为孝而美名远扬、被世人传颂；子女因为不孝而声名狼藉、不齿于人。法律赋予了父母对其子女的教令权，违犯此教令的子女都会受到刑罚的严厉制裁，这便是法律特有的强制力的表现。“父母控告子女，无须举证，子女更无申辩之权”；“常人相骂并不为罪，子孙骂父母、祖父母却是犯罪”。换言之，在这些问题上“法律只看名分，不问是非”。 　　（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体现 　　“尊尊”，“亲亲”是西周时期以礼所确立的两项原则。他们分别代表“忠”和“孝”。家国同构的思想十分明显，“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中国古人的意识形态。在西周宗法制度消亡之后，“忠”与“孝”则被区分且具体化。时至西汉，“忠”逐渐进化为礼教中“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最终这一演变在国家的政治领域广为推行；“孝”则演化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和“父为子纲”，成为调节家庭成员、婚姻关系的道德准绳。从历朝历代的发展来看，“君为臣纲”逐步深入到法律中，并在法律中拥有绝对的重要性，使得王权的至上性和无限性在法律中得以确认。 　　（三）其他领域的体现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是难以一一表述的，除此之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第一，由于传统法律竭力维护儒家的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因此在有关人的社会地位方面表现也很突出。例如，法律明确赋予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