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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历史心理学 　　[摘 要]历史心理学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转变了史学研究的思维。传入中国后，给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它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梁启超较早倡导和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心理史学研究范例。 　　[关键词]历史心理学；梁启超；史学思想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很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浓厚，这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所以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这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自杀沉昆明湖后，梁启超先生在其墓前的悼词。不难看出梁先生在分析王国维先生自杀的原因时运用了历史心理学这种方法。 　　梁启超先生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了有关心理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极为独到的观点，“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统一性质”再如“夫史迹为人类所造，吾侪诚不能于人外求史。然所谓‘历史的人格者’，别有其意义与其条件。史家之职，惟在认取此‘人格者’与其周遭情状之相互相互因果关系而加以说明。若夫一个个过去之古人，其位置不过与一幅之画，一座之建筑物相等。” 　　历史心理学，也称心理史学。关于历史心理学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一门新学科，也有人认为是史学流派或分支学科，也有人认为是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这门新兴的跨学科合作领域引起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心理学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未有长足的发展。 　　一、心理史学发展缓慢的原因 　　（一）传统的治史风格 　　要想很好的运用历史心理学，必须懂中国古代治史的风格，这是相当重要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的一段话道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史风格实质“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章，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史官们始终秉持成者王败者寇，扬善抑恶的方针，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 　　心理学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分析之上，中国古代的正史中大多描写和歌颂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并且当中某些史料则又因为避讳而没有从实描述，多少帝王将相生平的描写开头都是“天赋异禀”的神话色彩，让研究者很难从史料中分析其成长经历对日后行为的影响，从而阻碍了对某些历史现象因果的分析。此外，若想研究中国古代普通民众或组织的群体心理、社会心理，其材料就更为缺乏。 　　还有，中国古人治史其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这就加重了史料的主观色彩，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作用――搀以他项目地，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2]这就对我们搜集、把握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在运用历史心理学时，当事人的日记、书信、自传是首选材料，但正如刘子健所说：“国史人物，很少有可靠的私生活资料。幼年感受，家庭关系，夫妇感情，都认为不登大雅之堂。”并且，古人治史“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人物之言行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2]古人的这种治史的风格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很大的困难。 　　（二）今人不良的治学风格 　　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强材料以就我，或者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片面截取某段材料。如梁启超早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有的人“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是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还有“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治史风格和今天一些学者不严谨的治学都给历史心理学的运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尽管心理史学走过了百年历程，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少之又少。 　　二、运用历史心理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善用发展的观点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如人之心理亦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