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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德识相长 　　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部署下，如何正确理解师德与师能之间的关系，努力把“塑师德”与“强师能”紧密结合起来，力求做到“以德立教、德识相长”，就成为摆在高校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什么是“德识相长”呢？笔者认为“德”即“师德”，所谓“师德”就是指教师的职业道德，它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职业道德观念、品质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调节教师与他人、集体、社会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品质，其发展是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养，不断充实自我，从而发现生活的意义，获得自我实现的过程。“识”即“才学、见解”，它是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中不断探索、积累丰富学科知识、博学多才的综合呈现。“德高为师，学高为范”，“德识相兼”，才能赢得崇高的威望。 　　笔者认为要树立良好“师德”，首先须有坚定的信仰。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及远大抱负的人，一定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生活充实而具备广阔胸襟的人，一个不会唯利是图的人。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杨雄里教授说过：“追求就是信仰，信仰就是选择”。笔者认为大凡伟大的时代都呼唤学者首先具备坚定的信仰和远大的追求，有了他们，国家才有了无限光明的前途。 　　回眸大气磅礴的唐朝，从初唐到盛唐，大多数文人及官员都有着执着的事业追求及奉献的英雄主义情怀。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他们都有着坚定的信仰及远大的追求，从容不迫，自信而坦诚，从不轻言放弃。“天生我才必有用”，努力创造机会，报效祖国和人民。“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努力拓展视野，增长才干。 　　现当代的许多英模，他们也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这些都源于他们拥有着坚定的信仰。从战争年代的英雄到和平时期的科研人员，从方志敏、江姐到“两弹一星”等。当代英模方永刚同志说过，自己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他说：“不管癌症是中期还是晚期，我研究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没有限期！”因为信仰的坚定，不懈追求，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可以被征服的！ 　　人活一世，或许很难永远一帆风顺的。比如方永刚同志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自幼就缺吃少穿，生活十分艰难。上大学期间，盖的是救济被，拿的是甲等助学金。家庭的穷困从来没有让方永刚同志抱怨过，更没有让他心生自卑。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始终心怀感激之情。他刻苦学习，凭着好学上进的实干精神，考进了大学，优秀毕业并分配了工作。但他一生磨难，命运多舛：1988年做了一个阑尾手术，1993年不明原因贫血，1997年遭遇车祸，现在又得了结肠癌。 　　但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勇敢抗争，顽强拼搏，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工作这项事业中，谱写出一曲壮丽的人生诗篇！如果我们都能够像方永刚同志那样，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刚强的意志，乐观地对待生活和工作，就一定能够生活得更充实、更快乐、更富有。 　　儒家学说告诉我们，身为知识分子更应该要“知足常乐”，安于“穷困”，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傻子精神，努力以自己的学问报效祖国。没有了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就没有个人长久的安乐窝。家国一体，荣辱与共。 　　当然，要报效祖国，仅靠坚定的信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真才实学，真抓实干，乐于奉献。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教师必须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思想出发，涵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牺牲精神。身为当代学人，不能斤斤计较个人恩怨，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的奉献精神。 　　方永刚同志6年来累计完成1000多课时的教学任务，年均超额完成200%的教学工作量，连续多年教学质量被学院评为A等，始终坚持用奋斗不息的精神勉励自己，同时，他还利用课余时间为学院教职员工和学员举办了200多场学术讲座。在被确诊为结肠癌晚期的情况下，他一方面以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毅力与病魔作斗争，一方面争分夺秒地抓紧工作。在做牵引治疗的情况下，住院108天，他一连看了43本书，并完成一部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即使是一个健康状况的学人都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 　　北大的许多老教授们至今仍然居住在简陋的空间里，当年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钱钟书先生的遗孀杨绛先生把自己及家人的所有稿费八十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而自己居住的小家的地板却都还是水泥的，陈设着破旧不堪的藤椅，简陋的书桌。因为他们当初选择回国参加祖国的和平建设，早就放弃了国外许多优越的物质条件的享受。他们用自己的一生来实践自己“落叶对根的情意”，任劳任怨，报效祖国。 　　在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处于初期的状况下，如何抵挡住来自外界的钱权的诱惑，始终坚持自己的为人原则，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境界呢？在社会法制不够健全的今天，除了他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