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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 　　［关键词］职业教育；普通教育；经济增长；教育回报 　　 　　作者简介：宋光辉(1974―)，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经济学、教育经济学。 　　谭 奇(1984―)，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1130)。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陈 丽(1984―)，女，中国银行成都分行(成都，610041)。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从目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低和长短期的效果等问题，未能形成一致的意见。 　　Krueger and Kumar（2003）［1］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纳入了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主体。由于普通教育的学费较高，未来的期望收入也较高，家庭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做出选择，企业要衡量引进和采用新技术的成本与新技术带来的超额利润的大小，从而决定是否采用新技术，如果采用，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进新技术。政府因要支付教育拨款和教育补贴，同样要在教育政策上做出选择。通过家庭、企业和政府三个主体的最优选择确定经济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倾向职业教育的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倾向普通教育的国家的增长速度慢，并且增长率的差距会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扩大化。从经济增长的现实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技术更新速度较慢，偏向职业教育的欧洲各国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时至80、90年代，科技更新速度加快，欧洲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总体上赶不上重视普通教育的美国了。 　　Krueger and Kumar并没有解读普通教育的优势，相比而言，Brunello and Giannini（2001）［2］的研究更具针对性。研究认为，教育背景不同，能够从事的工作类型也不同，企业对劳动力进行的选择也不同，若企业提供的是技术型工作，那么企业可以选择职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也可以选择普通教育背景的劳动力，还可以选择综合性学校背景的劳动力，但由于专业差别，三者相比较，职业教育劳动力的工作效率最高，综合性次之，普通教育劳动力工作效率最低，但普通教育劳动力的灵活性更强，能够更好地适应技术或者市场的变化；若企业提供普通型工作，那么企业只能选择普通教育背景劳动力，职业教育劳动力在这种工作中的效率为零。模型不仅考虑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还充分考虑了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折旧，尤其是对职业学校学生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认为只有当企业提供的职位类型与学生的教育背景相匹配时，才能体现出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不管是综合型还是分类型教育模式，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区别在于两种类型的教育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Bertocchi and Spagat（2004）［3］(559-582)在研究现代教育体系的演化过程时，充分展现了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愿意接受职业教育与愿意接受普通教育的人数比（V/G）先递增后递减，呈倒U型变化的趋势。在经济发展初期，技术水平较低，普遍存在的是仅具有基本劳动能力的劳动力，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职业教育劳动力需求增加，并且增加的比例要大于普通教育劳动力。随着两种劳动力的增加，经济总量也在增加，这一时期的工资收入存在不平等现象，不平等的程度取决于职业教育劳动力与普通教育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弹性以及接受职业教育的成本。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社会上仅剩职业教育劳动力和普通教育劳动力两种劳动力类型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数之比（V/G）将会下降，此时职业教育劳动力工资收入上升，普通教育劳动力工资收入下降，但仍存在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只是收入差距缩小化。如Bertocchi and Spagat(1997)［4］(421-459)的研究显示意大利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人数比值在1861年为1.05，1921年达到峰值3.06，至1990年又回落至0.71，Flora(1983)［5］在研究了一些欧洲国家之后也发现倒U型规律，Mueller（1977）［6］(15-52)关于普鲁士的研究也有同样发现。 　　二、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谁的回报率更高 　　Tilak(2002)［7］总结了亚洲国家几十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况后，发现各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情况各异，除日本外，其余各国发展速度都很缓慢。尽管大多数国家都认为，职业教育顾名思义应当与个人未来的职业相关，给予学生技能和技术方面的学习与锻炼，但仍然有部分国家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校的课程设置几乎完全相同，使职业教育失去了其本应起到的作用，并且那些相对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也逐渐感觉到职业教育高昂的支出，尤其是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国家。从这点来讲，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其投资回报率是相对较低的，而对于接受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