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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中慢慢消磨被俘伤痕 　　如果不回忆往事，吴春生和大他4岁的志愿军老战友张城垣都有一个安静和乐的晚年。 　　书桌旁养着文竹、吊兰，久未换水的玻璃缸内，两条小鲫鱼怡然自得地摆着尾巴。一副老知识分子做派的吴春生，闲来就用小楷抄写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我喜欢柏杨的书，”这位自行车厂退休工人说，“他敢说真话，一生遭遇与我很像。” 　　吴老曾是黄埔军校24期学员，起义后加入解放军60军，张城垣是他同一个军的宣教干部，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抗美援朝五次战役后期，他们所在的志愿军60军180师陷入重重包围，饥寒交迫丧失战斗力后，两人先后被俘，他们的命运从此改变。 　　从吴春生居住的河南安阳西行350多公里到达山西垣曲，县城繁华区的一个高岗上就是张城垣家。84岁的老人如今的乐趣在12个孙子孙女身上。他还会拄着拐杖，缓缓步行三里地，去照料一片种满茄子、辣椒的菜地，每天为家里带回几斤新鲜蔬菜。 　　这些老人们的壮年时光多被耽误。退休以后，吴春生埋首著述战俘营回忆录《P.W.之蔓蔓》（prisoner of war，即战俘）。张城垣准备出一本50万字的文集。两年多战俘营的经历早已远去，但带给他们的却是一生的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2.1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其中7000多人选择回国，包括吴春生和张城垣。 　　多才多艺的吴春生被誉为“战俘营漫画家”，张城垣记得，他用锅烟灰调和酒精，在旧帐篷上画出讽刺叛徒的生动漫画。上世纪90年代初，丹东重修“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收集展品，他们还一起赶到北京，复制出这批惟妙惟肖的漫画。 　　身为180师《战士生活报》主编的张城垣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结果自己被俘了。和一些干部进入战俘营后不愿出头不同，张城垣经受了战场、刑场的考验，后来成为战俘营革命群众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之一。 　　实际上，中国1952年就宣布承认《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在1953年争取朝中战俘归来的《告被俘人员书》中说：“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 　　吴春生早就决定回国，他说：“我对‘新民主主义’充满向往，梦想着回家继续大学学业。”关在同一个战俘营内的张城垣想着自己无愧于祖国，回来肯定受表扬。然而战俘交换后，“归来人员管理处”下发的文件让大家惊醒：“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配合审查时，为他们放映的影片都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 　　一张发黄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收藏在吴春生床头的抽屉里，上面写着当时从严处理的审查结果：“承认被俘前军籍，取消候补团员资格。”张城垣没想到自己的结论竟然是：“恢复军籍，党籍悬案。受敌严刑拷打过多，是否有失节行为，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 　　当年从事过战俘解释工作，后任65军政委的贺明将军，曾在上世纪90年代采访数百名志愿军归国战俘，写作了《忠诚》一书。对战俘情况非常了解的贺将军还想接着写一部反思我国战俘观的著作，最终不了了之。 　　被俘的遭遇带给归来者无尽痛苦，“180师是个悲剧，被俘人员也是悲剧。”头发花白、脸上爬满皱纹的张城垣老人叹了一口气说，“我也不知道该去怨谁。”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被俘”两个字一度成为他们无法揭去的耻辱标签。吴春生作过一首“西江月”，头两句便是“五七反右漏网，五九交心遭殃。”“我真傻。”老人伤感地回忆说。 　　回乡后他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向党交心”运动中，“聪明的都说好话”，实诚的吴春生却透露了自己对被俘处理结果不满。“吴老师还被俘过？！”他一下成了学校“交心”典型，同事好心劝他：“你也不看看场合，明明是人家设的圈套，你却往里钻。” 　　这位“年轻有为”的美术老师在无休止地审查、诱供后，终于丢了工作，“连劳改犯都不如。”他甚至想过自杀。 　　家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他只好闯关东，到东北乡间走村串户，靠给人画像谋生。腊月初九晚上，北上的列车经过清冷的沈阳站时，吴春生突然想起当年志愿军60军大部队，就是热热闹闹地从这里转车入朝参战，一时感慨万千。 　　他为女儿取学名“慧君”，谐音“彗”，希望这“小扫帚”“能划尽人间不平，拂去满身晦气”。然而他依然是个盲流，“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他问自己。 　　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被俘归国人员总是难逃冲击。由于档案里的被俘记录，张城垣先后被乡信用社、县广播站辞退，他回村当了一名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爆发，安稳日子也没有了。 　　星散各地的战友写来的求助信让他心如刀割，最多时一个月收到1000多封，难友们问这位“领导人”：“当时说回来还能入党，现在怎么都成狗熊了？！”张城垣只好回信说：“祖国还是母亲，母亲会错打孩子，孩子不能跟母亲对着干。” 　　他连自身也难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