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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力控制介入下的盗窃既未遂探析 　　一、基本案情及诉讼过程 　　 　　2010年，被告人夏某某伙同他人在上虔市丰惠镇五云村洞桥头，看到了被害人夏福春停在路边的一辆金狮牌正三轮摩托车(该车价值人民币3705元)，就上去先撬开车锁，发动了摩托车，开了2米左右距离时被群众发现。被告人夏某某弃车步行逃跑，后被群众抓获。 　　上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夏某某涉嫌盗窃罪(既遂)提起公诉，最终上虞市人民法院作出盗窃罪(既遂)判决，支持公诉机关的指控。 　　 　　二、争论焦点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盗窃既未遂问题。关于盗窃罪的既未遂标准，刑法理论上有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控制说、失控说、控制加失控说，其中失控说为通说。在笔者看来，理论上关于既遂标准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起到实际的效用，这或许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第一，区分失控和控制实践意义不大，因为在绝大部分案件中。失控和控制是一致的，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失去对被盗财物的控制，往往也就意味着被盗财物已被行为人控制。第二，理论标准侧重对财物本身控制手段而言的，如自行车上锁是工具控制，将自行车放在院落里是场所控制等等，对于行为人在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的动态控制，该标准显得苍白无力。第三，刑法理论都把精力放在失控与控制的区分上了，对于什么是控制手段、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控制手段的空间意义等问题均未论及。 　　正是由于刑法理论上盗窃既未遂标准的过于抽象，所以出现了实践中判断的偏差。本案是此类比较典型的案件，三轮摩托车上的锁是其本身的控制手段，被告人夏某某撬开锁发动后被群众发现，群众在这里就是外力控制手段。那么应当如何认定此类案件的既未遂呢?常见的实践标准有结果标准、距离标准、力量标准、综合标准等。所谓结果标准就是以结果论，行为人被抓住了、赃物被追回了就是未遂，否则即为既遂；距离标准又可分为时间距离标准和空间距离标准，时间距离标准是以行为人在盗窃后是否及时被发现为标准，如果马上被发现的为未遂，否则为既遂，空间距离标准是以行为人带着赃物移动的空间距离为尺度，比较近的被抓获为未遂，比较远的被抓获为既遂；力量标准是考虑追赶人与嫌疑人之间的力量强弱对比，如一位老太太追赶一个年轻的嫌疑人、步行者追赶机动车即一般为未遂；综合标准是指根据案件情况综合予以分析，得出既未遂的结论。 　　根据上述几种标准，持盗窃未遂观点者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1　从被告人实施盗窃、被人发现及追赶、弃车逃跑到被抓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群众作为外力因素的介入是顺理成章的，最后被抓住也是意料之中的。所以从结果论的角度来讲，应当认定为未遂。 　　2　被告人从撬开锁发动后，被旁人发现，无论从空间距离还是时间距离来讲，整个过程相当紧凑，两种控制手段的衔接也很合理。 　　3　综合本案情况来看，除了考虑结果和距离因素，被告人是外地人对当地路况和车况不很熟悉，事实上由于被告人心理紧张三轮摩托车一头撞在路边的树上，又有很多村民知情后围堵追赶，被告人已无路可逃。 　　 　　三、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的意见。认为应当认定为盗窃既遂。首先我们来评析一下上述几种实践中的标准： 　　第一种：结果标准。结果标准的最大优势在于其易操作性，不管过程如何，只要看最终结果行为人有没有被抓获、赃物有没有被追回即可。但应当看到这里所谈结果标准的“结果”只是行为人和赃物去向的状态，是通俗意义上的结果，而非盗窃既遂所需要的法定犯罪结果。也就是说，人赃俱获充其量只是抓捕活动和追赃行为，并不能以此断定未遂状态，其在犯罪构成范围内没有独立被评价的价值，由此可见结果标准的弊端。 　　第二种：距离标准。笔者这里指出距离标准的两个问题：第一，时间和空间距离短，不能由此推定控制手段的持续性。我们说持续性也就意味着被盗财物自始至终没有脱离过控制，那么受控制的状态有所间断，就不是持续性；第二，在“现场”不一定受“控制”，把自行车放在院落里，院落作为一种现场当然对自行车有控制力，但是如果把自行车放在公共场所呢，这里的现场就起不到控制的效果了，所以是否在现场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本质上要看其是否有控制力。 　　第三种：力量标准。该标准企图对外力介入者和行为人之间的力量进行量化，以双方力量大小来决定既未遂状态，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从实践上来讲。不具有操作性，因为力量标准在双方力量大小分明的情况下或许有其适用的余地，但在大部分盗窃案件中力量对比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所以量化模式实践意义不大。第二，从既遂理论标准来讲，决定犯罪既未遂的是有否“得逞”的客观状态，在盗窃案件中“得逞”即为财物的失控和控制的状态，并非犯罪得逞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大。第三，控制手段的强弱不能否认其控制力量的客观存在，只要对财物有控制力的存在，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