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与税收最早“渡过河而来的人”.docVIP

国王与税收最早“渡过河而来的人” 　　据《圣经?塞缪尔记》第８章的记载，公元前1030年，当时犹太部落还一直生活在没有王权统治的时代。某日，一群犹太人吵嚷嚷地找到他们尊敬的先知塞缪尔（Samuel），向他提出一个看似“非份”的要求：“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给我们一个能统治我们的君主吧！”塞缪尔听了，冷静地向他们描述了君主统治下的情景，试图以此打消这群犹太同胞的念头： 　　 “在国王统治你们的时候，事态就会这样：他会夺走你们的儿子，安排在他的身边，做他战车的马车夫，跑在战车的前面他会夺走你们的女儿，替他喷香水、做厨娘、烤面包；他会夺走你们的土地、你们的葡萄园和你们的橄榄园，甚至夺走你们最好的园地，去赏赐给他的仆人他会强征你们十分之一的羊群；你们将沦为他的奴仆。那时，你们将为自己有了国王而痛哭不已！” 　　 然而，这群犹太人并没有被塞缪尔的话所吓倒，而是表示：“不，我们应该有一个国王，那样我们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国王会统治我们，走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去战斗！” 　　 　　一个古老的难题 　　 美国经济学家哈威?罗森(Harvey S.Rosen)在他的著作《财政学》中指出：“这个出自《圣经》的故事，向人类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难题：政府是必需的，毕竟‘所有的国家’都有国王，但同时，国王的存在也产生令人不快的一面。”对政府的这种混杂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与政府的财政收支活动纠缠在一起。国王会提供给人民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人们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政府全部开支的财源主要来自私人部门。正如塞缪尔所指出的，“税收会是你们沉重的负担。” 　　 从这则圣经故事可以悟出一个基本的税收原理，即人民纳税不只是出于被迫，也是基于自身的需要所致，用经济学的术语说，是社会公共需要。但人民在交税时，还是希望国家或政府尽量减少对自己财产的剥夺，制定较为合理的税负标准，否则，人民将拒绝纳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如此，特别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千百次武装起义，实际上是人民在用自己的行动投票，对统治者说“不”。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民始终未曾把税收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而是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自己手里。政府对税收的治理权和人民预留在自己手中的对税收的监督、控制权两者相加，才是一个国家完整意义上的税收权力，并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财政权”和“财政治理权”并不完全一样，以往我们中的许多研究者从概念上把它们完全混同起来了，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如果在现有的财政学中嵌入这样的理论方法，税收便跟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它被置于人民与政府之间，成为连接两者的一条纽带。这条纽带可能很牢固，也可能很脆弱，甚至可能断裂。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到征税权力与纳税权利之间的平衡点、长久地维系那条纽带呢？这是很久以来就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难题。 　　 　　宪政主义精髓 　　 历史的发展过程证明，西方人记住了塞缪尔的警告，他们把国王（政府）看作是一种天生的恶，把税收也看作是一种天生的恶。 　　当人们从统治者的苛政中逐渐意识到限制权力的必要性，在决定自己的选择时，最先考虑的就是对征税权的约束和对国民财产权力的界定问题，以他们的智慧创造了宪政的理念和思想体系，以及一个“双保险”或多重保险的宪政制度，如斯科特?戈登所说：宪政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多元化分配从而控制国家的强制权力的政治制度”。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经无数思想大师不断探索，宪政理论不断完善成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奠定了阶梯。我们可将其思想成果大体归纳为以下四点： 　　 1．限制国王（执政者）权力、保障个体权利与自由。 　　 2．束缚“多数人专制”，意味着立法者本人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 　　 3．权力制衡，重视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分离，进而强调司法的独立性。当一个社会中存在某种权力的时候，必须有另一种权力能够制约它。宪政思维排除一权独大。 　　 4．权力的“知止”（中国，老子）单靠主权者的自律是做不到的，其权力边界应通过外在力量的约束来划定和实现。 　　 上述要点，既是西方思想界对于宪政问题深思的结晶，也是西方近现代以来长期税收实践在寻找处理执政者与纳税人之间连接纽带过程中的经验总结。税收问题，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从来就是政治权力和人民自由的交集之点。 　　税收对现代国家起着支撑性的作用，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条件，并且在逻辑关系上反映着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个人权利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对国家征税权加以控制，税收就会异化为侵害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的工具；如果宪法不对人民权力提供保障，就难以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可以对此加以证明。 　　 专门针对赋税，尤其是如何限制国王或政府的征税权问题，西方思想家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终于形成了宪政税收（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