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输给大力丸.docVIP

国学输给大力丸 　　 　　早些年有段时间（估计那时候“超女好男”们还在啜奶嘴），电视有奖问答节目曾大行其道，惹得我有空还瞄上几眼，直到有一天撞见以下场景：主持人亮出四个噪声数值，面露一贯的自得＋神秘表情，答题人必须选择，其中哪一个超标了。记得结果是答题人通过电话向场外亲友求援，主持人照例兴奋地高呼：恭喜你顺利过关！第二天跟几位同行说起，大家面面相觑一致苦笑：看来只有外行才能答对。假如拿这个问题来问我们，我们会追问：是环境噪声还是产品噪声？是城市噪声还是别的什么区域？如果是城市噪声，那么该噪声数值是在城市五类区域中的哪一类区域测定的？是昼间还是夜间测定的？除此之外，国家标准还规定了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农用运输车噪声限值、中小功率柴油机噪声限值、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 　　从此谢绝任何有奖问答节目，并且对国人省略前提的能耐彻底心悦诚服，直到这次被编辑抓差，来对国学用于管理的缺陷发一通谬论。事先声明：在国学的概念尚且模糊的前提下，要想真正讨论国学在现代管理当中的运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梦见的。以下的谬论仅仅效仿当今电视主流，聊充娱乐。 　　 　　早先我们视野所及被称作天下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国学这个词。那时皇极高明如亘古不移的北极，一直不会偏向任何别的方向。与我们长相、语音不同的，那是化外之民，说得难听点就是蛮夷，在我们眼里基本只比禽兽稍微好点。他们来到我们中华上国，当然是来俯首归顺的。偶尔，他们也会有些新奇的玩意儿，好东西当然可以拿来，但最终都可以从我们这里找到根源，其实我们原先都有，只不过他们玩得跟我们有那么一点不同而已。接下来我们当然可以吸纳，直到这些玩意儿重新变成我们自己的，就跟我们把借出去的东西收回来重新登记上账没什么区别。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忽然，有一天，坚船利炮来了。这回轰开的不仅是国门，动摇的不仅是天朝皇极。 　　这些化外的野人，呃，现在该改口叫洋人了，或者洋鬼子，凭的是什么能耐？机巧？看来只有机巧。坚船利炮，不就是些小机巧么？这种机巧，老祖宗一直是鄙夷的，那是下等人的事情；专门鼓捣这些玩意儿的人，以前我们笼统唤作“百工”；更早些时候，就是我们梦想回去的那个“三代”，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但洋人的玩意儿毕竟是狠。我们拿什么抵挡呢？依了惯例，还是拿来用吧。张之洞的《劝学篇》就说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原先那套，唤作“中学”，中外有别，西洋外国那套，不妨名之曰“西学”，到底不过是“用”，我们的“中学”才是根本，是“体”。这之后又有了“国粹”、“国学”、“国故”诸多名目，后来一帮留洋的，或者不满的，干脆就叫起了“旧学”―老祖宗教导说要“苟日新、日日新”，拿老祖宗的东西唤作“旧”，还搞出个“新学”当做宝贝来作对，简直数典忘宗大逆不道；最最荒唐的，是有人居然叫嚷着要再“破四旧”，说是破除什么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话说回来，洋人当中毕竟也有几个明白的，知道中华上国的东西好，追慕之余肯花工夫来研学，于是又有了“汉学”的名堂。 　　苦笑着的娱乐告一段落。现在我要说：如果要研究“国学入股管理”的缺陷，首先要分清国学与国民传统文化的区别。粗略地说，国学并非如同外行想象的那样，似乎是一贯而清晰易见的。事实是：国学的范畴极其丰富而复杂，甚至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习惯上认为中国是儒教国家，就拿儒家来说，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不但没有占据优势的地位，如果与兵家、纵横家、法家相比，得售的机遇少得可怜；在第一个大一统的秦帝国，儒家著作也在焚禁之列。秦的崛起，或者按照我们当下的说法，秦的管理，是纵横家、法家思想的成功运用。而中国成为后世所认为的儒教国家，要等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奠定了基础，何况这时候儒还没有成为“教”―事实上，儒始终都不构成宗教，即便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大概都受到“打倒孔家店”、“万恶的旧社会”的口号熏陶太久了，现在的年轻一代恐怕又会在帝王影视剧的轰炸中长大，以至于很难对民国以前的社会形成真实的印象（这里没有使用“封建社会”这个词，因为我们习惯的用法其实是不严谨的）。难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时代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国学？难道端午重阳春节的节庆就是国学？难道道观寺庙、宽衣长袖就是国学？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延续性最强的国家之一。如果说它能够保持基本的统一数千年完全是靠运气，没有赖以存活的思想或者管理方式，那是谁都不敢相信的。如果断言它的最近数百年的问题完全是因为国学，那同样是粗暴的臆测。 　　任何问题的研究都需要专业的基础与专门的技术。如果说国学存在着不利于管理的倾向，那么，包容性该算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身处这样的环境，如果你已经清醒，估计你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不明确的、模棱两可的暗示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