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书商应在博弈中合作.docVIP

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书商应在博弈中合作 　　出版单位“空壳化”是民营书商之过吗 　　 　　国有出版单位与民营书商合作,出版界早已有之,但那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这一次,新闻出版总署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以文件形式对这种合作给以了肯定和明确。不过,业内仍有人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国有与民营合作后,国有的主导地位可能动摇,创新能力可能弱化,数年来国有出版单位卖书号产生的后遗症即是一例。总之,合作是弊大于利。 　　实际上,这种担心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相当一部分出版社,近年来,大量买卖书号。出版社的编辑创新能力缺失,市场营销能力缺失,个别出版社几乎成了一个批发书号的机构,无怪乎有人痛心疾首,疾呼出版单位“空壳化”。为此主管部门三令五申,但买卖书号也没有禁止得住。责任在谁呢?很多人认为责在民营。细想想,这其中的逻辑有点匪夷所思,有些脑筋急转弯的味儿。书号作为国际上的一种识别码,并没有附加什么条件。而现在有一部分人享受了政府资源――或者说国际资源,另一部分人是用高昂的成本才间接获得这种资源。何况买方和卖方都是为中华民族生产同一种文字的精神食粮,向同一个政府纳税的企业。现在却把这种国有出版企业的空壳化,能力弱化归罪于民营买书号的结果。这公平吗?好了,目前政府表示要建立平台,给予民营出版业以一定的出版权。假以时日,国有出版企业的创新能力相应就会提高吗?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再说,卖书号弊病重重,国有出版企业不能再靠卖书号生存。那么,探讨国营与民营的合作模式,更是当务之急。 　　民营出版浮出水面,民营出版人将与国有出版企业同台竞技,尽管还是初春,“草色遥看近却无”,但对于中国出版界乃至世界出版界,却已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了。如果这些在市场这个大草原上早已养成“狼性”的民营出版企业一旦登堂入室,现在站在舞台中央的国有出版人,情何以堪?如果他们不再需要你卖书号,也许不是担心空壳化的问题,而是国有出版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鹿死谁手的忧虑了。 　　 　　出版单位与民营书商的合作犹如婚姻 　　 　　大多数国有出版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集团化或转制改企就能解决的问题,关键是多年在计划经济保护下形成的唯我独尊意识、封闭保守意识及管理团队行政化、人才队伍老化、创新能力弱化、营销能力缺乏的结果。现在,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将打破,从心理上讲难以接受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历史上怎会有那么多“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悲喜剧呢!话说回来,作为中国出版主力军的国有出版人,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弊端,承担历史赋于我们的重要责任,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呢!也许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投入相当多的精力才能达到目的。但目前国有与民营携手合作,窃以为不失为一种发展的路径。 　　先从做强做大说起。国有与民营的合作,《指导意见》中提到三种方式:资本合作,项目合作,环节合作。实际上,这三种合作方式,国内已有之,国际上出版界也通行。合作中失败者有之,成功者更是不乏其人。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由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四国的1 6家工厂组成,这四个国家文化背景、公司经营理念、管理风格都大不一样,但最终在民用飞机研制上取得了骄人业绩。宝山钢铁集团公司是中国钢铁业联合重组的先行者,早在1998年,就在原上海宝钢公司的基础上,与上海冶金、梅山联合重组成立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联合重组7年来,宝钢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整体实力明显增强,合并销售收入从1999年的684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2003亿元,实现利润从1999年的10亿元提高到2008年的69亿元。当然,并购后不成功的也有很大比例。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公司重组做过一次详细调查,重组10年后只有近1/4的公司获得成功。如20世纪80年代埃克森公司并购高科技企业后因未考虑公司文化差异,导致“埃克森办公系统”项目夭折;20世纪90年代巴黎迪斯尼乐园因过于注重美国文化而忽略了欧洲文化背景,带来经营上的不顺畅;美国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两家企业并购重组后,因文化难以融合而困难重重;德国戴姆勒和美国克莱斯勒两家企业虽然合资,但不同文化的冲突一直困扰着公司的高层。但所有人都认为,即使如此,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大型的企业集团做大做强,在一定程度上都不是自己一步步地做大而是兼并联合重组才将企业规模变大的。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某些不成功的案例而否定所有的合作。成功者都有共同之处,不成功者各有各的不成功的原因。但总的必须遵照“公司法”建构科学合理的公司体制和法人治理结构。在合资公司中,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企业的章程在登记时已经将各自的权责规定明确,股份的多少决定权力的大小。何况在合作之前,双方要通过恋爱才进入婚姻殿堂。人生大事莫过于结婚。合作如同男女结婚,走进婚姻殿堂时不会有人就考虑离婚,所以双方都会尽量维护婚姻的存续。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