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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换脸第一人离奇死亡调查 　　近日，国内换脸第一人李国兴离奇死亡。据推测，可能是因为没有按时服用免疫抑制剂，也可能是因为免疫抑制剂带来的副作用所致。对于接受移植的患者而言，免疫抑制剂就像是阳光和雨露，一旦停服，生命也会危在旦夕。 　　 　　国内换脸第一人的离奇死亡 　　 　　2008年末，媒体传来消息说，中国换脸第一人李国兴离奇死亡，死因不明。“李国兴去年6月底去世后好几天，村干部才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已经土葬，按照傈僳族的民俗，死者不能再挨刀，故无法进行尸检以及后续研究，所以也无法得知真正的死亡原因。”为李国兴进行面部移植手术的郭树忠医生告诉记者，“有报道说死因和免疫抑制剂有关，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在他回到家乡后，会不定期停药，有时还吃草药代替。” 　　2006年4月13日，西安市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郭树忠为李国兴实施了全球第三例换脸手术，曾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李国兴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啦井镇新建村村民，傈僳族人。2003年的一天，他遭黑熊攻击，结果脸部右侧几乎全部毁损。西京医院免费为他换脸成功后，他才重拾了生活的信心。为了照顾远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不顾医生留院观察的劝阻，于2007年12月背着药物登上了返乡的飞机。 　　在郭树忠眼里，李国兴的家乡是他“见过的最穷的地方”。“李国兴家更是家徒四壁，全部财产加起来价值不超过100元。”“我们走时反复交待，药一定不能停，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他可能会觉得，能活下去就会永远活下去，就像种庄稼或者种树一样。”郭树忠说。他说的药就是免疫抑制剂。 　　“移植手术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排斥反应，做过移植的病人，必须终身服用免疫抑制剂，否则移植上的皮肤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就会发红发肿，必须将其去除。只有长期服用，才会‘欺骗’免疫系统接受外来的组织和器官。”郭树忠说。 　　李国兴在手术结束后服用的免疫抑制剂是普乐可复(他克莫司)和骁悉(麦考酚酸酯)，剂量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均由西京医院免费提供。但是，“是药三分毒”，再加上免疫抑制剂需要终身服用，毒性的积累不可小觑。“免疫力被抑制可能会出现感染、恶性肿瘤以及代谢等问题”。郭树忠说。 　　李国兴去世前3周，郭树忠带着美国探索频道的记者去李国兴的家乡采访，拍摄了一部叫做《换脸术》的纪录片。那时，他带李国兴去县医院查体，检查结果并没有出现感染和恶性肿瘤，但是出现了高血糖症状。“高血糖是服用免疫抑制剂带来的副作用之一，如果不吃抑制血糖的药物，也可能会导致死亡。”郭树忠说，“不过，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在和医院的内分泌专家进行交流时，他们说不太可能因血糖高而致死。” 　　 　　由药物开启的新时代 　　 　　正是因为免疫系统的特殊性，再回过头来观看器官移植史时，就是一段和免疫系统相抗衡的历史。 　　“早期医生采用全身x射线照射，来防止排斥反应的发生，结果收效甚微。”唐孝达告诉记者。1954年，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为一对同卵双生兄弟进行肾移植获得成功，其后的4年内又进行了6例这样的手术。1962年，医生将硫唑嘌呤用作免疫抑制剂，肾移植患者才能够存活较长时间。从此，肾移植成为定型的外科手术，用于临床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使得临床肾移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采用硫唑嘌呤和强的松的联合免疫抑制维持疗法，实体肾移植术的一年存活率达到了50％左右，默里医生也因其开创性的工作而荣获1990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到目前，肾移植的成功率已经达到了90％，有一些肾移植40年的人仍然活着。 　　肾移植手术的成功铺平了其他器官移植的道路。上世纪60年代，人类成功实施了第一例肝移植、胰腺移植和心脏移植手术。1963～1967年，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的托马斯?斯达泽医生大胆尝试了8例人类肝移植手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病人中存活最长的只有23天。那个时候，医生的白大褂常常浸满血水，斯达泽也常常被喷得满脸是血。在整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存活率太低，肝移植一直处于临床研究阶段，没有成为一种临床治疗方式得到广泛应用，肝移植在人们眼里十分危险并且不可靠。 　　1979年，环孢素A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临床移植的面貌。不久人们发现，环孢素A的使用能够使肝移植的存活率从以前的30％提高到70％。70％的存活率意味着肝移植终于可以结束漫长的临床试验期，正式走进各大医院的手术室。但是，不可逆转的排斥和心血管疾病仍然存在。 　　1990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名为《匹兹堡的神奇药物》，匹兹堡大学移植中心将新药他克莫司用于肝移植后的免疫治疗获得成功。他克莫司就是李国兴所服用的普乐可复，于1989年用于临床。从此以后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到目前为止，较好的肝移植中心患者一年存活率已经达到90％。从肝移植开始，他克莫司逐步被应用于胰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