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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民检察院绩效评估研究 　　一、绩效评估的内涵与外延 　　 　　从单纯语义学的角度看,“绩效”表示成绩,成效。“成绩”指工作或学习的收获,强调工作或学习结果的主观评价。“成效”指功效或效果,强调工作或学习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及影响。“绩效”则是对二者的综合[1]。从管理学的角度讲,绩效的英文为Performance,即组织成员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的全部表现。需要明确的是,绩效绝对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考核的结果,因为绩效作为组织成员履行岗位职责过程的全部表现,不管是否考核,它都是客观存在的,管理者只是对这种表现如何系统、全面、准确地进行评价和估量,通过制定纠正和预防措施,以实现组织的持续改进。 　　绩效评估是针对组织中每个成员所承担的工作,用定量定性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对成员行为的实际效果及其对组织的贡献、价值进行系统、全面、客观的考核和评价,在强调人的特殊性的同时,配合对成员个体的管理、监督、指导、教育、激励和帮助等人事活动,以提高组织绩效,达成组织目标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2]从内涵上说,就是对人与事的评价;从外延上说,就是有目的、有组织地对日常工作中的人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评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组织经营目标出发进行评价,并使评价以及评价的人事管理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二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运用一套系统的一贯制的规范、程序和方法进行评价;三是对组织成员在日常工作中所显示出来的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以事实为依据的评价。[3] 　　 　　二、基层人民检察院引入绩效评估的必要性分析 　　 　　基层人民检察院的传统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基础管理仍较薄弱,管理的“链条”主要靠经验判断来维系,管理的好坏主要依靠领导的水平和责任心,管理模式仍停留在凭经验管理的层面上,主观随意性较大。二是在检察业务管理方面,部门之间、岗位之间职责不清,权限不明,工作透明度不高,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执法行为不够规范、严格,有重实体轻程序、工作环节随意跳跃的现象;另外案件质量意识不够强,案件质量监督以事后监督为主,案件质量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标准。三是在考评机制方面,各地检察院的做法各不一致。现行的考核制度没有抓住检察机关考评的本质,无法做到对组织管理的完善和个人绩效的激励。 　　各地基层人民检察院为解决上述问题都纷纷进行了尝试,例如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导入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运用过程控制、预防为主、持续改进、制度化管理、自我管理等核心理念,建立了规范全部检察工作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较好地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实现检察工作的流程控制后,为了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该院又对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法学理论成果以及成功司法经验进行识别、筛选、整合、细化,形成了一套将指引、规范、监督融入检察机关具体适用法律工作过程的检察业务标准,较好地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工作流程和业务标准并行的质量管理方式得到了上级检察机关的肯定,目前已分两批共63个基层人民检察院在全国试点,并逐渐推广。 　　 　　三、基层人民检察院引入绩效评估的可行性分析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绩效评估具备科学性,也有引入检察机关的必要。 　　(一)绩效评估与检察工作特性并无冲突 　　检察工作的运作过程和标准都不同于企业,具有自身特性,但这些特性与绩效评估并无矛盾。 　　1.管理目标相对稳定。绩效评估要求管理目标保持稳定,并能够根据考核结果及各种因素作出调整,以实现持续改进,而公平与正义是检察机关永恒的工作主题,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公平正义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检察机关的管理目标在社会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的不同需求下,同样也会做出不断地调整。可见,在管理目标上,绩效评估的要求与检察工作的特性是不矛盾的。 　　2.产品形态特殊。绩效评估要求被考核对象可以通过定量或者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价。检察机关提供的法律监督服务虽然是无形的,但作为其载体的具体业务工作却是可以考量的,尽管其提供的法律监督服务不具终端性,但却可以通过下一环节的终局结论或者被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反馈结果来评价其质量。 　　3.产品标准法定。绩效评估要求被提供作为评估基础的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有明确的评价标准,并且结果是可信的。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所有检察工作均受控于法律规定,其正确与否无需借助于其他辅助手段予以检验,容易识别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检察机关产品标准的法定性,不仅符合绩效评估的要求,而且具有企业乃至其他公共服务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 　　4.成本效益弱化。成本是企业不得不关注的重点。而检察机关担负的是维护公平和正义的社会责任,其开展绩效评估的动力更多的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诉求。这一根本区别决定了检察机关对成本效益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