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陕会馆剖析明清东昌运河经济兴衰.docVIP

由山陕会馆剖析明清东昌运河经济兴衰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作为贯通南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不但成为漕运的主要干道，同时带动了两岸商品经济的发展。聊城地处山东西部，是明清时期运河山东段经过的唯一一座府级政治中心城市，自会通河开凿之后就踏上了运河之旅。借运河交通之利，东昌府区经济迅速繁盛起来：先是临清在明朝率先崛起，继之府治聊城于清道光时期达到鼎盛，在它们的辐射下，东昌府区所属州县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南北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各地商人为了联络感情，共谋发展，建立了十多个地方会馆，而现存最完整的就是山陕会馆。山陕会馆是历史上东昌府商业发达的象征，也是东昌运河经济兴衰的缩影。本文在前人考察的基础上，征引方志、文集等文献，以山陕会馆为引对东昌运河经济兴衰作初步探究，以期对京杭运河区域的经济研究有所助益。 　　一、明清时期运河经济的发展及其产物——山陕会馆 　　运河经济离不开运河的开通，运河开通又与运河工程密不可分。京杭运河一段最早流经东昌府区始于隋代，当时它流经东昌西北部，叫作永济渠；到了元代，重新开凿大运河，流经东昌的一段叫做会通河，才纵贯东昌府地；明清在此基础上又开凿、疏浚，大运河才发挥出它作为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的重要作用来。对于明清政府，开通运河的主要作用就是运输漕粮。“漕运之设，启国名家之良法也。何以知其然？民有已供人府库者，官欲他给而移之，则漕运者行焉。”而就东昌而言，大运河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漕粮的运输，它对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始终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漕船的建造，漕粮的征收、转运、交仓等主要环节无不存在着商业活动，漕粮运输中活跃着的交易活动给运河沿岸带来了繁荣景象（赵金鹏：《明代漕运中的商业活动》，《史林》，1996年第1期）。伴漕而生的贸易不仅优恤运丁，而且还加速了运河区域的商品交换，满足了官民需要，这不仅使城市更加繁荣，而且江北沿运地带工商业市镇也纷纷兴起（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十四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 　　聊城是鲁西北的流通中心，与山陕、辽东联系密切。会通河开通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西部交通闭塞的局面。明清时期日渐宽松的漕运政策，使得聊城地区形成了以东昌运河为主干，各自然河道为分支的便利水路交通网。水路结合另外两条“广州官路”和东西大道，加之作为货物运转中枢的沿河码头，东昌地区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这为东昌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会通河成，大运河自东关外经过，聊城藉运河之利便成为“商贾所聚”之处。东昌运河经济是随着明清政府不断对漕船夹带土宜政策的放宽和途径东昌的商船的增加而发展起来的。自明代中叶起，朝廷规定漕运可以附载其他货物，即所谓“土宜”，免征税钞（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东昌府是水路漕运的枢纽，黄河东西、运河南北在东昌交汇。甘肃、陕西、河南的商品在此中转，苏杭及江南的丝绸盐茶等物在此分流，再加上各省的进贡，漕运更是经此直上京城，蔽日桅帆、连云樯橹是寻常之景。但是，明朝聊城的商业发展并不是很快，因为它只是一个地方政治中心，商业不甚发达，商业区仅限于东关之外。聊城商业主要还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人清之后，随着社会的重新安定，聊城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雍正九年，聊城城区就有“烟火相望，不下十万户”。清中期之后，聊城的商业规模日渐扩大，乾隆至道光年间是聊城商业最繁荣的时期，乾隆年间漕运鼎盛，东昌府声望剧增，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于慎行：《东昌府志序》，载道光《东阿县志》卷二十《艺文》）。运河全线贯通之后，众多的商船来往穿梭于运河之上，它们运载的商品也和漕船夹带的货物一样，多在运河沿岸码头从事交易。各地商人装载货物，南下北上，运河成为南北之间最重要的商路。政府也把收取商税的目光投向运河沿岸的主要城市。由于水路运输成本低廉，可装载大宗货物，内河航运风险较少，所以运河一度成为南北商人首选的运输路线。聊城由漕运带来的兴隆盛世延至公元1854年，前后长达四百余年。 　　随着东昌府区经济的兴盛，南北各地的商人云集于此。如徽商、浙商、山陕商、苏商、辽东商人等纷纷入驻东昌。在外省商人中，山陕商人最为著名。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已执北方商业之牛耳，在山东各地都有广泛的足迹，尤其聊城、临清两地最多。聊城山陕会馆嘉庆十四年碑文云：“（聊城）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为了增强竞争实力，“祀神明而联桑梓”，山陕商人于乾隆嘉庆年间共同建立了山陕会馆。 　　山陕会馆是一处会馆与神庙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前后历经三代人，耗时66年。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面积3311平方米。整个建筑由山门、戏楼、夹楼、钟鼓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南北大殿、春秋阁等组成。画栋雕梁，飞檐挑角，金碧辉煌。在这所极具民族建筑风格的会馆内，还保存有记述历年修建、扩建事项的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