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业务外包及其利弊剖析.docVIP

编辑业务外包及其利弊剖析 　　知识经济时代，在担负传承知识和文明的出版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我国的出版从业者也在探索各种可能的提高效率和核心竞争力的做法，编辑业务外包是其中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的界定及其利弊分析就是本文将要着力讨论的内容。 　　 　　编辑业务外包的含义 　　 　　将部分编辑业务交由社会力量承担处理，这种做法即称为“编辑业务外包”。随着印刷、装订、发行、仓储、物流、录入排版、装帧等业务外包的不断社会化，以及出版工作室的不断涌现，出版产业的社会化程度正在不断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尝试编辑业务外包也就成了一种自然的选择。 　　实行编辑加下业务外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编辑业务量的不断增大。有些大出版社出书规模不断扩大，编辑加丁量空前庞大；有的大型出版社的一个事业部一年的出书计划就达到了100～200种，相当于过去――个㈩版社的年度出书量，但事业部的固定编辑仍旧维持原有的编制数量，现有人员根本无法满足编辑出版的需求，必须借助于社会力量分担完成书稿的编辑加工。编辑加工业务外包也是国外一些出版企业的通行做法，例如，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可以指导或带领100余名社外编辑完成众多的书稿加工工作。 　　实行编辑业务外包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出版企业对信息和其他出版资源的竞争参与。随着信息、作者、发行渠道等因素在出版企业发展过程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大，有些出版社开始尝试与本地或异地的下工作室、策划公司、文化公司等机构合作，获取必要的组稿信息或联合策划并组织编写某些热点图书、系列图书，从而获得较大的社会影响并实现较好的经济收益。 　　从国外出版商的成功经验来看，实行编辑业务外包的做法既是市场竞争的产物，也是出版产业社会化的必然结果。出版企业将本身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关键业务(核心竞争力)上，而将非核心业务交由合作企业(甚至是某些领域的专家)来完成，这就有利于出版企业扬长避短，利用尽可能少的人力资源，实现尽可能大的出版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有些出版社已经在借助外包力量促进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方面尝到了甜头儿。[1]显然，这与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的控制模式或社内编辑完成所有业务的做法已有很大不同。这样的㈩版社的运作与管理属于“关系导向”或“利益导向”，而传统出版社的运作与管理则属于“控制导向”或“行政导向”。 　　 　　编辑业务外包的形式与特点 　　 　　从编辑工作流程来看，图书编辑的工作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策划组稿和编辑加千。策划组稿是一个集市场调研、信息收集、专家评估、确定立项、遴选作者、制定写作方案等环节的系统性工作，属于出版企业的产品研发工作，关系到出版企业的选题方向和选题结构，因而直接维系着出版企业的发展后劲和核心竞争力；编辑加丁则是使书稿趋于完整、规范，达到出版要求的过程。因而编辑加千涉及出版企业的图书产品质量，关系到出版企业的形象与声誉。在现有出版条件下，要求――个编辑同时具备上述两方面的能力，兼顾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编辑人员面临的这种双重角色的冲突和两难局面，是导致出版企业中的编辑人员开始角色分工：并寻求编辑加工业务外包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此，针对编辑工作的环节设置，客观上就产生了两种编辑业务外包形式：编辑加工环节的业务外包(简称为加工业务外包)；组稿和选题策划环节的业务外包(简称为策：划业务外包)。有些出版社在采取了策划编辑和文稿编辑的岗位分卜之后，允许两类岗位的编辑人员白行发掘社会力量分担书稿的编辑加工业务。 　　事实上，同借助于社会力量完成书稿的各个校次的校对任务一样，借助社会力量进行书稿的编辑加丁也不算是新鲜事，特别是对于相对单纯的编辑加工业务而言。早在数年前，有些出版社已经利用或借助于社会力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外编辑加工工作，采取的形式包括：利用本社或其他出版社离退休且编辑业务水平较高的老同志承担或分担部分应急书稿的编辑加卜(有些小版社则专门聘请这些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负责书稿的终审工作)；招聘具有编辑加工经验的书刊编辑，成立单独的编外编辑室；招聘文笔较好且专业对口的离退休大学教师从事社外编辑加工业务；招聘符合编辑业务要求的在岗人员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加工书稿；招聘语文功底较好的在校研究生承担部分书稿的编辑加工工作，等等。 　　近年来，针对中心大都市信息集中、作者资源众多、文化科技发达的情况，不少外地出版社纷纷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投资设立分支机构，有些出版社则干脆与当地或异地的比较有规模的工作室在组稿(包括某些指令性、垄断性选题的组稿)、选题策划、物色创作人员、建立发行渠道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取得了比较好的回报。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朗朗书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设立的贝贝特出版咨询公司，广东出版集团在京建立的的蓝洋广版公司，江西出版集团在京组建的白鹿苑文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