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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隶源流剖析 　　摘要：秦祚苦短，来不及留下国史，无法讲清秦隶的来龙去脉，为秦隶历史真相蒙上了一层厚重而神秘的帷幕。司马迁的《史记》对秦人在文字上的巨大贡献只字未提。班固、许慎在《汉书》和《说文解字》中以轻率的错误结论遗患后世。我国近几十年考古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特别是青州木牍上的文字成为秦隶发展链条上重要一环，它连接着商鞅方升到云梦秦简的墨迹。弄清秦隶源流的真相对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当今的学术研究和与之相关的实际工作会遭遇无法摆脱的困境和损失。 　　关键词：秦隶，书法，源流 　　中图分类号：J2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秦隶身世在中国文字史上是一个千古之谜。第一个称这种书体为秦隶的人是《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此外它还被称为草篆、古隶等等。但最贴切、最准确的名称应当是秦隶。因为它产生和发展于秦国，它对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的迅速崛起，秦统一六国梦想的实现，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其有效运转都发挥过极大的文化支撑作用。它是秦人和秦国对中国统一文明的巨大贡献。 　　但可悲的是，秦灭之后，秦隶作为一种书体面临着一种极其诡异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汉承秦制，普天之下皆用秦隶；另一方面，西汉社会对秦隶采取了一种有意忽视和沉默的态度。这种不怀好意的迷雾笼罩了秦隶发展历史的方方面面，造成了两千年纠缠不清有关秦隶身世的聚讼。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挥动在云梦睡虎地秦墓上的洛阳铲才打断了历史的惯性，解开秦隶历史真相的任务，第一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唐开元时的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张怀瓘说过：“去圣久矣，百家众言，自古非一。正史之书不经宣尼笔削，未可全是，况儒者臆说耶？悠悠万载，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一人虚构，百人传实。”张怀瓘的话尽管不是专说秦隶，但放在造成秦隶发展史扑朔迷离的原因上，倒是很有些启发。 　　一 　　历史的迷雾，只能在对历史线索的系统梳理中寻找端倪。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去寻找笼罩在秦隶头上的迷雾形成的真正原因吧！秦祚苦短，来不及留下国史，无法讲清秦隶的来龙去脉。这个历史的黑洞，为秦隶历史真相蒙上了一层厚重而神秘的帷幕。 　　司马迁作《史记》，秦史出自西汉人之手，对秦隶，对秦人在文字上的巨大贡献只字未提。这似乎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非秦”倾向和文字学还不成气候相关。这就使战国到西汉百多年间秦隶开天辟地的辉煌历史变成了一片空白。其实，以司马迁的阅历和学识，他完全有条件讲清战国到西汉的文字演变史。《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自称“年十岁则诵古文”。王国维有“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其实从籀文简化衍生而成的秦隶，也应当属于“古文”范畴。司马迁的太史令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和阅读国家图书档案，而那里就有关于秦隶的确凿信息。《史记·萧相国世家》讲“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些档案汉武帝时理当还在。司马迁作《史记》得益于此，是不言自明的。面对丰富的史料和文字实物，而没有对秦隶这一分界古今、功被秦汉的书体给予必要的关注和说明，实在是千古一憾！ 　　如果说司马迁能解决而未解决这个问题，错过时机，留下历史空白是一憾，东汉时班固、许慎在《汉书》和《说文解字》中以轻率的错误结论遗患后世，更是一憾！ 　　《汉书·艺文志》中说：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说文解字序》中说： 　　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时（东汉）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所以不厌其烦的抄录这些文字，是因为这是距离秦朝最近，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文字史的最权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观点。 　　两书引文观点相同：1.秦始皇帝兼并天下后，为统一文字，由李斯等人作《苍颉》、《爰历》、《博学》三篇，字体是秦篆。2.秦灭六国后，始造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 　　班固和许慎作为古代史学和文字学的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