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激励机制剖析.docVIP

量刑激励机制剖析 　　 摘 要：作为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永恒性的量刑激励机制，其蕴藏着一种集合法性和有效性于一体的合理性。激励机制是动力机制，它提供量刑权威意义上的活力源泉，能够激发量刑客体、量刑关系人确立与自己同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目标，并选取与自己相同的行为方式或行为手段。从有效性结构看，只有当激励机制能普遍地促成刑罚功能有效发挥时，才是充分、有效的，而此应该是犯罪成因、利益关系、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这四个核心要素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量刑；激励机制；利益关系；刑罚功能 　　 中图分类号：D924.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96-0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使我国目前的量刑制度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如何使量刑发挥最佳的社会效果，从而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已然成为中国学者必须承担的学术使命之一。而以此为视点反思我国现行的量刑制度与实践后不难发现，我国在刑事审判中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量刑不均、量刑机械和量刑信任危机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量刑制度本身“正向激励效应”的缺位和“负向激励效应”的泛滥。这表明，我国目前仅仅与量刑原则、量刑情节挂钩的量刑制度本身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还需要寻求新的问题破解之道。笔者以为，量刑激励机制的建构将有助于克服上述制度缺陷，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量刑激励机制的提出 　　 依据一贯的刑法理论，犯罪产生以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国家与犯罪人、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与被害人、民众之间的关系。以许霆案的量刑之过程与结果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重要性”之所在。一审中许霆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之后经过再次审理，最终以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金两万元”结案。问题在于，一审判决结果一出，在法律之外，道德与伦理之内，立刻引发社会各方热议。在这种“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是百年不遇”的非典型盗窃案中，一审判决被学术界和民众批评的根源在于这种机械的量刑容留了量刑不均，忽视了量刑的社会效应，其结果必然是强行涂抹了刑法这张本是自然的“脸”，并导致该案的量刑呈现出明显的“负向激励效应”。 　　 该现象应引起学界的密切关注。量刑这个动态的司法过程的背后，担当的是被破坏社会关系的恢复重任，不仅要通过它尽力协调产生的犯罪并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诱导受害者、一般民众继续在社会中的关系；而且它应当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并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诱导犯罪人积极接受教育改造并能重新回归社会关系之中。许霆案量刑之“两重天”的局面其实向司法界和学术界提供这样一个信号，量刑一方面应在法律的理性与轨道上来看待，要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社会公平；另一方面，也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显然，后者往往更为重要。因为刑法也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公理性。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虽然司法机关坚持不懈努力，但是一些量刑“瓶颈”问题却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般难以彻底破解，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对量刑的社会效应的激发难以成为制度常态。那么，这样的制度常态应如何实现呢？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量刑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就是其能够确立稳定的社会预期。量刑的运作过程，也就是刑法直接作用于被告人与间接作用于刑事被害人和公众，进而惩治和教育犯罪人、安抚被害人和教育一般民众遵纪守法的动态过程。对此，可以简称为量刑的回应功能，即量刑这个动态的司法过程的背后，担当的却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重任。一方面，它会尽力减少犯罪的危害，并通过发挥量刑激励作用使受害者、一般民众能够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它会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并通过发挥量刑激励作用诱导犯罪人积极接受教育改造，以使他们能重新回归社会关系之中。在这里，量刑回应功能的发挥与量刑激励机制的建构及其运作密不可分，建构量刑激励机制的目的就是通过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以最大化地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充分说明量刑激励机制的量刑回应功能，我们可以把量刑活动的实施者及其直接或间接作用的对象大致分成三部分：（1）量刑主体。即极力维护刑法权威和保护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审判机关；（2）量刑客体。即实施了犯罪行为，依法应当被定罪判刑的犯罪分子；（3）量刑关系人。即犯罪中的受害者及量刑能够间接影响的一般民众。在现代司法过程中，量刑活动必然涵盖量刑主体、量刑客体和量刑关系人，但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量刑主体、量刑客体和量刑关系人在量刑活动中并没有严格的一致性。这就要求要建构一种能够包容各种量刑活动、结果的宏大结构，并以量刑激励机制为纽带使量刑主体可以遵循统一的量刑规范，从而使其与量刑客体、量刑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稳定、有序的态势。 　　 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中，任何有效的激励机制都必须能够满足个体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需要动机理论”。我国学者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