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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驿文化初析 　　 ［摘要］邮驿对中国社会文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也是由一个个驿站连接起来的，没有驿站的保障与供给，丝绸之路也难有今天的灿烂文化。本文对邮驿文化及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中国古代邮驿制度；邮驿文化；悬泉置遗址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02-0068-02 　　 说到邮驿文化，我们很容易想到嘉峪关新城魏晋墓葬中出土的驿使图，如今，这幅驿使图已经作为中国邮政传递标志广为流传。我国最早关于邮驿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文中记有殷商盘庚年代（前1400），边戍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其中有“来鼓”二字。《诗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驿差传递的官府紧急文书，书信古代通称为“书”。远古时期，通信曾以“击鼓传声”和“烽燧烟火”方式传递。到奴隶制国家建立后，统治阶级为了治理国家，出于传递各种信息的目的，建立了驿站，并通过人、马接力传递紧急书简，出现了有组织的邮驿制度。 　　 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对邮递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大，邮驿制度逐渐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支配、扶持下发展壮大。据《周礼》记载，周代就在交通要道上设置馆舍，为过往官员和驿差提供食宿。由此可见，驿站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制定了邮驿律令《行书律》，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法。 　　 嘉峪关一带，自汉武帝横扫匈奴，在河西走廊“设四郡、据两关”以来，邮驿文化发展迅速。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悬泉置就是一座典型的汉代驿站。那时候的“置”，相当于后世的驿站。考古发掘证明，在李广利伐大宛获汗血马的同年（前101），西汉王朝在悬泉设立了专事传递公文、邮件并接待过往官差、使节、军队的重要机构――悬泉置。这座汉代遗址于1987年发现，从1990年开始，甘肃省文管部门组织文物考古专家对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轰动了学术界。悬泉置出土的遗物极其珍贵，种类繁多，有大量的汉简，有各种农具，打猎用具，货币兵器，陶器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这些遗物虽历经千载，保存得却完整如新。如帛书家信完整可读，漆筷与现在所用的一模一样，漆耳杯色彩艳丽，几双帮底开全的皮鞋将国内制作和穿用皮鞋的历史上溯了几千年。在残墙断壁上发现的皇帝诏书和医药方的墨书题，被称为当今考古界的惊人发现。以上众多遗物为研究西北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崭新、丰富、确凿的原始资料。 　　 悬泉置遗址位于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南侧1.5公里处的戈壁荒漠中，这里南依三危余脉火焰山，北临西沙窝，为汉唐年间瓜州与敦煌之间往来人员和邮件的一大接待、中转驿站。这里东去瓜州56公里，西去敦煌64公里，遗址总面积2.25平方米，海拔1700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邮驿遗址之一。 　　 汉时邮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防上。边防一线的重要紧急文书，都是靠邮传递送的。汉武帝时大将李陵北征，兵抵受降城，他马上通过邮传给武帝上书报告。后来桑弘羊要在西域轮台屯田，也准备通过邮驿来密切汉政府和西域的关系。东汉时我国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起来，班超和甘英的出使西域和大秦，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汉政府在西北的邮驿十分发达，出现了“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华局面。当时，西方的罗马也正处于繁荣时期，那里也是邮驿畅通，沿途“列置邮亭”，所以当时诸国的商人和使者，可以从东汉边境通过邮驿一直驰骋到罗马首都。 　　 整个汉代，政府从制度上保证了邮传的有效施行。在中央部一级的九卿官职中，有许多是和邮驿制度直接关联的。比如，少府中的尚书令和符节令，便是专管政府公文收发和符节的分发与管理。大鸿胪兼管邮使的接待。御史大夫也兼管邮传，对邮传使者的凭证进行监察。和邮传关系最直接的是九卿中的卫尉，他的属下有一官员叫“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由传车征召来上书的民间贤士，所以又叫“公车上书”。后来近代史上著名的康有为等“公车上书”，得名便由于此。三公中的太尉、府中的法曹也主管邮驿，负责邮驿规章制度的制订和一般管理。汉时，地方邮驿管理也比前代更为正规化。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理。郡太守府里最受重视的一个官吏便是“督邮”。他不仅主管邮书，还兼管督察长吏，是个实权官吏。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据出土的汉代木简记载，汉代邮驿通信已有迅速、准确、安全的要求。随着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形成，邮驿不可或缺地进入并维系着这个通道。丝路和驿站相互依存，丝路因驿站而增加活力，邮驿因丝路而通达至印度、中亚、波斯等国。马可?波罗曾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其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