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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分析

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分析   摘要:《资本论》逻辑的始源规定是“史”,从而和“中华史书”工作方法及逻辑内在契合。以此把握《资本论》史的结构,可整体显露“事的科学”的性质,即“专业史”和“总史”的事的统一,以及相应地以“批判”为内置工作结构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其整体要求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方法”看待,以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具体把握学科发展逻辑,从中升华出“逻辑科学”。该结构克服了科学主义弊端,并通过经济学范畴构造,成功运用了黑格尔逻辑学,同时由于根本采用“条目体”的工作领衔体制,又能够控制纯逻辑的漫无边际。以此审视《资本论》的“中国之用”,则借鉴意义完全聚焦于“副标题”之上,亦即在于体现中华经济形态史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以促成研究上的“中华资本论”向“原创意义的中国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它的实质意蕴在于书写“中国人资格”的经济思维方法,通过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之“批判逻辑”,实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之导向的时代感召要求。   关键词:《资本论》;史书;中国;批判;辩证法;逻辑;发生学;学科方法;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01-11   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中国辩证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和德统一之经济学。此乃中国“事的科学”方法论,与中华历史、思维和语言接通,创造性转化了西学语境的“批判规定”和“本质范畴”。重温《资本论》的史书工作意蕴,无论对于理论逻辑把握,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然则,探索的内容包括:“史的发生”规定,即锁定发生学为辩证法的内置结构;从“百科中的一科”的学科路径探究总体历史规定,强调“知事即史”的专业史记述,以此把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连通性;以专业史提升自身为“总史”的过程烘托中华道德一体、不离不弃的“通变”学说,等等。总之,方法论的“一元论”研究宗旨最终实现了对事物特性的深刻性把握。   一、总论:《资本论》为什么能够作为“史书”(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   《资本论》作为“史书结构”的研究由《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提供,该著作2017年修订版创造性地提出:所谓研究内容的贯通,在于“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在于“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在于“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在于“批判形态的贯通”;由此可以说,《资本论》“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而从另外的角度说,“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①根据《保卫〈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由三部巨史交织而成,它们分别是:对象史、研究对象史、资本史,所以,《资本论》不是从逻辑出发,乃是从历史出发,从批判出发――理解这一点对把握《资本论》标题结构的意蕴是非常关键的!进一步而言,《资本论》为什么是三大史的结构合成呢?乃是因为对象→研究对象的结构,在于生产道和德的规定(商品之道之德、资本之道之德);相比之下,《资本论》的成型结构――作为“资本史”,在于研究和辩证讲述“道”和“德”(即商品生产的本质),而对象史和研究对象史则是无所不包的“道”“德”研究。这从中国的《道德经》文本结构中可以得到启发。《道德经》主旨是“生民养民”,从中提炼出“道”和“德”范畴,是民工作本位;作为其继承的文本体系――《资本论》――则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劳养劳”,从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是劳动工作本位。显然,它们都是本质主义、批判主义的学说建构路径。   这种比较研究突出一点:中国经典和马克思《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知识体系,而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例如说,著名的六册计划可归纳为两大命题:“以世界市场看资本”,即资本批判命题,以及“以资本看商品”,即商品批判命题;马克思没有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组合二者,而相反地,将它们看成内在的历史发展结构,从而得到的结论是:商品并非资本的解释学基础,而是“批判基础”,并且,商品本身也是“自我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命题即“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这样的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批判。如此说来,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工作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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