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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武汉三种文化现象分析 　　摘要：作为一座商业中心，武汉没有产生可以被称之为“汉商”的商业流派；作为近代中国工业发祥地，武汉没有出现声名远播的工业巨子；作为文教大省，武汉也很少学术大家。从城市功能、城市生态、社会文化三方面来看，以上三种文化现象有其深刻原因，其生成原因则相当复杂。 　　关键词：汉商流派；工业巨子；学术名流；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5－０025－０6 　　研读近代武汉城市史，常常有一些问题萦徊脑海，难以释怀。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十里帆樯，万商云集，是名震全国的商业中心，然而却并没有产生类似于晋商、徽商、广东帮、宁波帮的“汉商”流派；张之洞治鄂，建立起“自相挹注”的近代工业体系，“开一时之风气，树工业之基础”①，武汉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但工业重镇却并没有培育出大实业家、大企业家；而自古就有“惟楚有材”美名的文教大省，我们也很难在湖北武汉的历史上看到类似于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学术大家。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对于研究武汉城市文化不仅具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典型性意义，而且对于当下繁荣武汉文化，重塑城市形象，也不无现实启迪作用。 　　一、商业码头怎未形成“汉帮” 　　汉口开埠以后，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漕运中心，武汉往来商人货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依据中国商业的常规，当某一地区的商业优势达到一定程度时，大型的地区商业同盟组织也会应运而生。明清以来，晋商以票号生意闻名全国；徽商以淮盐、典当称雄大江南北；而宁波、广东帮在近代经营五金机电产品与地域特色的海味、广洋杂货等方面颇有名气。在武汉这个大码头上，众多商帮风云际会，各领风骚，清代汉口商业的“八大行”中。徽商在盐、当、米、木、棉花、药材六大行业中占据极重要地位。随后，晋商、宁波、广东商帮等也先后占领汉口市场，而汉口与湖北本地商人势力则显得很薄弱。德国人利希霍芬对湖北人有一评价：“湖北的居民主要是农民，其商业委之于山西人和江西人，运输业让给了浙江人和湖南人。” 　　湖北省内虽然黄冈、天门、黄陂、咸宁等地商人在汉口市场也有打拼成功的事迹，甚至也形成了黄州帮、咸宁帮这样的商人集体，在近代湖北商业史上，对于黄陂商人，也有“无陂不成镇”的称号，这些都能够说明：湖北商人颇具向外拓展的精神和行商四方的勇气。然而，湖北商人终究没有形成太大的规模，也没有成长为像“徽商”、“晋商”之类的“汉商”流派。 　　“汉帮”之未成，原因是多元的。第一，湖北武汉商人经营商品的业务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徽商晋商闻名，很大程度上是他们有比较固定的行业和经营项目及品种，如晋商以经营钱业为主，徽商的盐业及典当业等。山西太谷县的曹家，到道光、咸丰时期，已成为在全国开设商号640余座，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雇员37000人的商业巨族。清道光年间，山西平遥县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专营存放款和金银汇兑业务的票号――“日升昌”，到咸同年间，“日升昌”在全国各省市设分庄多达75个。从“日升昌”起，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三大票号先后在北京、天津、武汉等全国70多个城市设立了400多个分号，甚至在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南亚的新加坡都设有分号，吸纳了上至税收、军饷等公款，下至官吏、绅富的私款等全国大部分的财富，基本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而徽州商人则控制了全国的食盐贸易。清乾嘉时期，两淮盐业几可操纵全国金融。胡适曾经说到：“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由此可见徽州人在全国经济命脉型行业的统治地位。同时，徽州人所开的当铺遍及全国，江南各地的典当业绝大部分都由徽州人控制，典当业的头柜朝奉，素有“徽老大”之称。 　　而湖北本地的商人群体，经营范围十分分散。且影响范围多只局限于湖北一省，并不能辐射到其他地区。比如黄州帮、咸宁帮都只在省内有名，不能在全国叫响。虽然黄陂商人的名号全国闻名，然而他们所经营的业务多为小手工业，如磨剪子镪菜刀之类，同时结构极其分散，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独立的商帮。天门人闯南洋，也并没有涉足金融、矿产、实业这样的大型产业，而是进行诸如三棒鼓、挑牙虫这样的走街串巷的小手工营生。武昌府咸宁商人主要经营竹木、茶叶，但经营规模赶不上湖南帮。黄州帮主要是由黄州府麻城县的商人经营湖北的棉花贸易。虽然棉花贸易是湖北商人在湖北居支配地位的极少数贸易项目之一，但在全国并没有达到行业垄断的优势地位。 　　第二，湖北武汉商人经营方式分散而传统，一直不成气候。晋商实行股份制、连锁制。连锁制即由全国的分号分庄，形成强大的商业网络。而山西票号的股份制，作为当时中国先进的商业模式值得称道。俄国人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对山西商号的股份制赞不绝口：“有些商行掌控了整省整省的贸易，甚至整个大区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