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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农村选举政治中的精英分化与制度回归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局阶段。民主下乡、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给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背景，促使更多的精英分子向农村回归。他们的出现，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入、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必然违背村民自治的宗旨，导致“精英”非精英在农村中广泛存在着。对此，应该对“精英”进行规制，对政治主体进行制度规范，对选举过程进行程序规范，从而使民主的程序沿着制度化的轨道推进。 　　[关键词]新农村　选举政治　精英分化　制度回归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3-0132-05 　　 　　根据当前学界对乡村精英理论的研究，乡村精英可以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主要是指掌握正式权力资源的精英，而体制外精英则掌握传统资源等其他资源。金太军等人的研究表明，体制内精英处于干部系统和民众系统的边际地位，处于乡镇干部、民众两个系统利益一致的结合点和触发点上，并在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夹缝中工作。由于其“双重角色”的无法调适，使其往往徘徊于“保护型经纪”与“赢利型经纪”的角色冲突的阴影当中。在体制内精英中，处于中枢地位的是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这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形成了广受关注的“两委”关系。而体制外精英则主要包括宗族精英、宗教精英、宗派势力、经济乡绅等。在传统乡村社会，这些精英构成了乡村自治的主体力量。在人民公社时期，伴随着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高度统合，这些精英被纳入新的公社体制中。因此，在这段时期除了体制内精英外，基本不存在体制外精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行政控制的弱化以及农村社会的分化和重组，村庄精英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格局。 　　 　　一、乡村精英的流失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局阶段，精英对于乡村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未来新农村建设的希望。所以，新农村建设对于“乡村精英”的需求是迫切的。乡村精英即在乡村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等方面的优势，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他们握有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他们在乡村社区中具有非正式的权威，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中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政策的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 　　 　　后发国家持续不断的现代化，使农村不得不依赖于城市，并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体制导致农村人力资源不断地流失，众多农民子女把脱离“农门”当作毕生的追求。他们通过升学、参军、招工、提干、外出经商等途径离开农村，进城安家落户。而农村却因这些社会精华的离去而渐渐衰败。费孝通先生把乡村精英的流失称为“农村社区的社会腐蚀”。他认为，社会腐蚀导致了人才的流失。在这一过程中，首先是上层被带走，那些经济上较富裕、受过较好教育的人也不愿再待下去了。但是当有钱和有能力的人被冲走之后，城市工业的压力压得农村里的人进一步穷下去。事实上，真正的穷人留不下来，他们只能抛弃土地去流浪。洪流冲走了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留下的是农民的中层。农村精英的流失，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国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趋于强化。这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城乡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1983年一度缩小为1.82:1，此后就不断扩大，2003年扩大为3.23:1，已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和补贴，而农民收入中包括生产经营支出等因素，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6:1。城市中的相对高收入对农民入城打工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因为种地几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而不能解决富裕问题。况且，精英当然不甘于只是温饱，他们还有更高的追求。城市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诱使他们离开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到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方式。精英的理性趋向要远远高于普通的农民，所以，在对从事打工还是种地这一问题上，经过理性权衡，将最终导致他们流入城市。对于有才能的乡村精英来讲，他们有能力通过经商等方式，获得更多的财富，相反，担任村干部反而阻碍他们赚钱的机会。 　　 　　第二，农村现实的残酷。农民要在农村生存，唯一的想法就是多打粮食，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农民不仅要上缴各种各样的税收，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这对农民收成构成极大威胁。而且，在粮食价格持续较低的情况下，种地对农民难以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