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公共行政体制文化比较探究.docVIP

中日公共行政体制的文化比较探究 　　【摘 要】 本文对中日两国行政的文化渊源、文化变迁下公共行政体制的结构与发展模式、政府结构与作用进行了文化比较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进行文化反思，认为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它能对制度体系的供给和制度体系的变革产生影响。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同样存在于公共行政体制中，日本是从外部摄取现代政治文化最迅速、最成功的国家，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 公共行政体制；文化；中国；日本；比较探究?オ? 　　 　　文化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它至少对制度体系的供给产生一些影响，使一些制度体系的变革花费较低成本，而使另一些制度的变革付出高昂的代价。亨廷顿在阐述东西方现代化时强调，“就解释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居支配地位的一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①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同样存在于公共行政体制中。从公共行政的意义上，国家公共行政体制主要涉及国家行政权力的归属、结构以及动作方式等②。位于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有着自身相似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两国又在不断有选择地吸收世界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分，在经历数十年的实践探索中，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建立了自己的公共行政制度，而且在各自的国家管理与行政改革、经济建设中都取得了举世关注的成绩。对比研究两者公共体制发展中的文化影响无疑具有相当的意义。 　　从共性上讲，很多国内国外的学者把日本、中国（乃至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共有的一些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称为现代东方“儒学”文化。这种社会文化在道德上体现为强烈的奉献精神；在生活中体现为社会等级划分严格；在工作中体现为集体对个体严格约束。总结起来就是：社会要求个人同时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较高的道德文化素养；在实际生活中重权威、重秩序、崇尚和谐、重视道德教育、集体利益。这些社会文化环境的共性融入了两国的公共行政体制发展中。 　　从差异上看，中国儒教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居于核心地位。而日本则是将“仁”发展为“忠”，而成为其核心美德，这种“忠”不是中国所强调的“对自我良心”的忠诚，而意味着家臣必须无条件地为大名、主君献出一切，包括生命。森岛通夫进一步指出，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儒教是与中国“选贤任能”的平民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以忠为中心的日本儒教则是与日本天皇世袭、武士专政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的。 　　中国儒教重义轻利，日本则创立了“义利一体观”，在这种“义利一体”的旗号下和美国的帮助下，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地在儒教的日本确立发展起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儒教的以下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为贵”、“重视教育”、“勤俭”、建立在“性本善”基础上的人情化管理。 　　数十年以来，中国文化目前在正处于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而日本文化多元发展步伐比中国快，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都较好、文化消费形式发达。这种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在两国的公共行政发展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一、文化变迁影响下的两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结构与发展模式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结构，受益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精神制度文化比较系统、充实、丰富；而物质性制度文化，尤其是偏技术与效率的那部分较为薄弱。也就是中国人经常认为的一种现象：抽象的软规多、道德性约束多；具体的操作性的制度规范较为匾乏。这种结构的公共行政体制的优点是精神的境界高，易于生成良好的公共行政道德和伦理环境；缺点是技术操作上的低效率和弹性，从而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硬性规范较少，绩效评估也不具体。这是中国行政体制中整个结构的先天弱点，而且这种弱点一直延缓至今天。 　　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各种途径，对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价值观念、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特色的行政管理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逐渐传入中国，西方文化对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中国的行政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推进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总体上看，中国公共行政体制的发展是从“苏联”模式到自主渐进发展模式。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公共行政体制在相当广泛的领域内模仿前苏联的行政制度模式，尤其是毛泽东领导初期最为突出。例如，行政法就被称为管理法、国家法，被作为政府管理全社会的指导原则。“这时的行政法，更多情况下，是在一个金字塔型科层官僚体系下，展开的行政去规制社会之法。”③6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努力摆脱苏联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极大的痛苦后，中国政府和社会慢慢认识到公共行政体制的“生命力”取决于它是否适应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在吸取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