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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剧的理性之帆 　　谭霈生先生1956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之后一直在中戏戏文系执教,曾任中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等职。其人在戏剧界享有极高的威信和声望,被誉为“中国戏剧界的一面旗帜”。 　　与谭先生见面,是在青岛市艺术研究所举办的一次小型戏剧创作研讨会上。先生话语不多,一团和气,是位温和面善的长者。闲暇时酷爱钓鱼,有耐心,爱琢磨,已近个中高手。 　　谭霈生先生与当今一众大鸣大放的文化名人截然不同,为人低调,少接受记者采访,所以,与先生之间比较正式的一场交谈也就以漫谈的形式进行开来,无需问答,只以先生的思路所至,牵引出他的主要艺术理论观点和对当今中国戏剧一些看法。 　　 　　一、关于“以人为本” 　　 　　谭霈生先生几十年来一直从事戏剧研究和教学工作。早在1979年,他的首部著作《论戏剧性》便完成,1981年付梓后,几乎成为每位编剧的案头必备。在《论戏剧性》中谭先生提出:戏剧是独立的,有着自己的个性,是人的艺术,而不是为任何事物服务的工具。先生在书中对戏剧艺术自身的内在(而非外在)规律进行了研究,并且由此确立了自己日后的理论使命。完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特殊政治背景下的这部著作,充分显示出谭先生对戏剧充满理性的思考。二十年后《戏剧本体论》出版,是《论戏剧性》经过多年打磨之后的完善。该书在重申戏剧是独立自足的存在实体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戏剧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谈到自己的这一理论方向,谭霈生先生认为最近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提法是颇为振奋人心的,实际上是对戏剧的独立性和个性化给予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以人为本,意味着把各行各业的职责和服务对象都提到“人”的高度。虽然没有针对戏剧界,但戏剧界应该对此有所反应并进行深层的思考。首先,应肯定戏剧的对象是人,戏剧是对人的反映,而不该作用于社会生活。由于人本应是自然的,是服从于内心的感性的个体,所以戏剧不应满足于只以思想为主体的人,更不能把人当做社会学意义上的抽象物甚至直接当成政治、道德的载体。戏剧只有以真正意义上的人为对象,并把这一点转化为生产力,才可能实现其价值,有利于推动人格的全面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艺术和科学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科学,由于推翻了种种禁锢使自身得到了快速发展。而艺术由于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受到的种种禁锢,所以其发展相对缓慢。我们的社会在对艺术的普遍认识中,认为它是哲学、是政治、是意识形态……甚至可以什么都是,却很少承认它只是艺术本身。 　　对于人类来说,艺术和科学应该是平衡的。科学是概念的深层或者说是深化,是理性的;艺术是人性的深层或深化,是感性的。只有达到理性与感性平衡,人的人格才会健全、健康。在理性过强,感性面临消失的时刻,人类就更需要艺术。戏剧,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以人自身为目的,在戏剧艺术中,人们的动机应该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应该折射出灵魂最深沉、最多样化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戏剧应该超越从属于政治和经济之类的短视的功利观,承担起重新塑造人的感觉方式与构成、人的情感方式与构成,也就是参与人格与素质的重建,以此达到对人的全面的人格与素质能力重建的任务。 　　谭先生还提到,在“以人为本”的关怀下,教育部近年实施了新的举措:在普通高校开设公共艺术课,作为所有学科、专业本科生的限定性选修课程,并且规定必须拿到一定的学分才能毕业,戏剧鉴赏课被列为公共艺术课的选修课程之一。这意味着国家已经意识到艺术对人格健全的必要性,着手培养国家未来的主要建设者――大学生们的艺术鉴赏力,让他们对艺术(包括戏剧)的本质和规律有一定的了解,这将有利于发展这一代人的完整人格。 　　 　　二、对几十年来中国戏剧发展道路的回顾 　　 　　谭先生有着不事张扬的魅力。面前的他,是温文和善的长者,是颇谙内中诀窍的垂钓好手;曾经的青年时代,他是学业优秀的骄子,还是活跃在篮球场上让女生们尖叫的运动明星。通过交谈,则能发觉他的思想具有更深的魅力,是一位冷静的智者。在谈到中国戏剧近几十年的发展轨迹时,他开始提到了“反思”―― 　　谭先生认为,中国戏剧存在的种种问题证明,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反思。 　　在纪念中国戏剧百年的活动中先生曾提到1961年周恩来总理说过的一段话,当时总理说“话剧不能被人接受了”, 还说,毛主席说哪天在台上不开会了,再来看话剧。这句话其实点出了戏剧的主要问题――不讲艺术的基本规律。总理是内行,在南开时曾经演过话剧,他了解话剧,早就注意到了中国戏剧所存在的问题,他的提法实际是在呼吁国内戏剧界应该认真研究艺术规律了。当时的中国戏剧自50年代起,在“为政治服务”的总方针引导下,创作、演出了大量剧目,戏剧界也正为此自满自得,因此,这段话在当时本应成为当头棒喝,应该引起界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