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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差异看翻译中的误译 　　[摘　要]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翻译就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构建桥梁。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对相同事物可能有不同的反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造成误译。误译有利于拓展客体文化和充实主体文化，对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文化差异；反应差异；误译 　　 　　(一)文化差异的存在 　　 　　不同文化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语际翻译过程中，对于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它。语言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与容器，是特定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证，语际翻译也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对话与对抗。在两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语言表面外壳之下所隐藏的文化内涵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中国人讨论最多的一个例子就是中文“龙”的翻译。大多数字典上“龙”的英语对应词是“dragon”，然而，当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这种翻译提出质疑。因为仔细对比这两个词语，我们发现虽然“dragon”和“龙”这两个词表面意思简单对等，但是在这种“对等”之下两个词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和意象是有差异的，甚至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在英语中，“dragon”的形象是喷着火吐着烟长着蝙蝠翅膀的撒旦式的怪物，常被作为勇士消灭的对象。而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中，“龙”是美丽威严高贵的神兽，是皇帝的象征。传说中，“龙”掌管着整个海洋，行云布雨，可以与神媲美。可见“dragon”和“龙”在两种语言中所代表的文化意象和在两个民族人们心中的形象是多么的不同。我们总说我们是“龙的传人”，如果不加解释直接用“dragon”代替“龙”，那么在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英国人心中我们岂不成了怪物的后代?所以难怪现在不少学者提出要把“dragon”和“龙”加以区别，中国的“龙”应该是“Chinese dragon”或直接用拼音表示为“Long”。因此，我们翻译时不仅应该做到表面语言的转换，更应该考虑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交流。 　　 　　(二)文化差异与反应差异 　　 　　社会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学研究表明，语言是一种文化活动，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无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当然，不同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转换，不同的文化也能够相互交流。正如《圣经》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所提出的，语言与语言之间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同的语言具有同等的表现力，即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同构现象：某一概念或意义在这一语言中用形式A来表达，而在另一语言中则会用形式B来表达。根据这个理论，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功能对等(funefianal e-quivalence)翻译理论，其基本点就是“将原文文本的读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与译文文本的接受者的理解和欣赏的方式加已比较”。 　　奈达的理论应用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是很成功的，特别是如果翻译问题仅仅涉及信息传递和语言结构的转换。但是，语言毕竟是文化的产物，作为语言作品的文本更是文化的直接反映。正如前文所论述的，语言不仅只有表面的信息和结构，语言还是文化的镜子，文化的各个方面均在语言中有所反映，而且不同语言的文化是存在差异的。而人的思维，包括译者和读者的思维，都是受其文化所影响和制约的。因而当语言包含丰富的文化因子时，哪怕表面语言信息是相同或相似的，其内涵文化的不同会导致理解和反应的差异。 　　 　　(三)翻译中的误译 　　 　　概括而言，误译有两种，其一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例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翻译所翻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在中国足家喻户晓的，而其中的《贝姨》和《高老头》更称得上是经典名著。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比法文原著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其实书名的翻译是不对称的。巴尔扎克原著的书名是La Cousine Bette，Le Pere Gorlot，其对应的中文就是《表妹(堂妹)贝德》和《高里奥大伯》。但是．傅雷先生在翻译时并没有受原文文字的束缚，他在仔细揣摩了全书内容之后，把两个书名译为《贝姨》和《高老头》，这样不仅从心理上缩短了译语国读者与译作的距离，而且还细微地传达出了人物在作品中的特定处境(贝姨)，独特的性格和遭遇(高老头)，堪称以译语文化解度原语文化的经典。 　　另一类误译却是对原作的亦步亦趋，对原作语言和文化模式的拷贝，意欲将客体文化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以符合自身的需要，这类翻译在刚出现时常常难以被读者认同，甚至被认为是“硬译”、“死译”，因为这种对原语文化亦步亦趋的拷贝折射出译语文化的长驱直入，和对原语文化的威胁和宣战。然而，随着各种文化相互交流日益加剧加深，这种被斥为“死译”的翻译恰恰给译语文化带来了新的东西，构成对译语文化的有效补充。这折射出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照、比较和领悟。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