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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摘 要：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共媒体的发展，官员问责制已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公共话题。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制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关键词：官员问责制 行政伦理 行政体制改革 　　 　　 随着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确立，官员问责制也走上了制度化的轨道，它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项创新，它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现实需要。但是，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推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政府已从法律规定上强化官员问责，但真正能从本质和根源上去确保公共权力规范使用的则是行政人员自身对待行政伦理的态度以及对待人民权益的责任。因此，当务之急是对官员问责制度化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去分析并找出根源，力求官员问责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1.官员问责制的内涵 　　 所谓官员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 　　 1.1官员问责制的主体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看，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应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和责任。官员是行政权力的把持者，也是行政资源的分配者，如果官员能够不受严厉处罚而获取更多的利益，那么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随之不法行为日益频繁，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官员问责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的基本原则能很好地彰显对官员责任心的这一要求，有利于增强官员的责任心。因此，构建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规范官员行为，防止官员违法乱纪，增强官员责任心才能确保公共权力的规范使用。 　　 1.2官员问责制的客体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看，官员问责制的客体应为公共权力和公民利益。一个具备合法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都应来自人民。公民将权力授予政府及官员，同时要求政府和官员提供服务或限制自身行为，使官员成为公民授权的最终代理人。政府和官员必须满足公民的要求，维护公民的利益。可以说，官员的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真正从公民的利益出发，才能居安思危，确保一方平安，促进一域发展，让公共权力用在实地，让公民利益落到实处。官员问责制正是公民对自身权益实现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有力保障。 　　 1.3官员问责制的意义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看，官员问责制实施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官员问责制一方面能够提升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官员的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和协调能力，加强对官员的日常管理，督促官员掌权为民，整肃了吏治，优化官员队伍，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其依法行政水平，实现政府及其官员职能职责的归位、定位和正位，塑造一个守法、守责、守信、守时的当代责任政府，提高责任政府的工作效率。 　　 2.官员问责制的困境 　　 近年来，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案例逐步增加，并且出现了诸如权责不清、法制模糊、有损公平、官员复迁等负面新闻，这些也将官员问责制推上了风口浪尖，使公众对官员问责制的公正性、真实性、严肃性以及复出方式提出质疑，严重降低了公众对官员问责制的信任力。 　　 2.1问责法律缺失 　　 目前，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只是中央政策而非法律规定，从法的形式上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定，并非全国性的法律。[1]这就导致了在迄今公开的问责所有案例中，除几位主要干部外，其他人应负何责、受何处罚、问责程序怎样进行均未对公众有所说明，这就使得问责制成为空头摆设，公众对问责制的质疑也明显加强，政府无法做到官员问责制的有法可依，有法可治。 　　 2.2问责范围狭窄 　　 从行政伦理的角度看，我国的问责范围较窄，一方面，仅限于重大事故领域或具体过错，政府及官员只有当出现重大安全事故或是人命关天的特大事故时才负责任，而对破坏力大或是影响力大的“小事”则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另一方面，官员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起到约束，而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则缺少监督和制约。[2]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责任政府和法制政府的建设，官员问责制将流于形式。 　　 2.3问责标准模糊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看，在现有的问责制实施中，由于没有法律基础作为支撑，没有统一的细则解释，导致不同地方对同一种性质的行为甚至是相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