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院审理群体性案件困境看政府职能完善重要性.docVIP

从法院审理群体性案件的困境看政府职能完善的重要性 　　近年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群体性纠纷日益增多，主要类型有农村土地承包和使用权流转纠纷，农村土地征用纠纷，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国有或集体企业转制纠纷，城市房屋拆迁纠纷，城市建设规划纠纷，车辆营运权纠纷，工人或雇员劳动保障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上述群体性纠纷案件呈现出规模较大、矛盾激烈、对抗性强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的领域所在，也反映了部分地区或部门干群关系及其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张现状。如处理不当，将直接影响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毫无疑问，解决群体性社会矛盾和纠纷是法院的重要职能。但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处理群体性纠纷的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一些新的困境。 　　“有纠纷找法院！”这是许多地方政府干部在处理群体性纠纷时经常讲的一句话。没错，法院作为一个独立、公正、权威、理性的职业机构，理应是解决任何市场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最终裁判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已经起诉的群体性纠纷案件的审理，必须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充分发挥社会矛盾“化解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在案件审理中要树立“以民为本、司法为民”的思想，察民情，通民意，融民心，增强与群体一方的亲和度，取得群体一方的信任感。许多群体性纠纷系因国家的政策性调整引起，法律滞后或缺位现象明显的现实，在审理此类案件中要特别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耐心做好当事人的说服教育工作，争取调解结案。在判决前要估计判决结果对社会可能产生的震动，及早与当地党委和政府沟通，避免因裁判不当而影响社会稳定。但是，由于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制约，人民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是有限的，群体性纠纷案件就像“烫手的山芋”，司法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主要表现为： 　　1.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司法价值与服从当地经济建设大局之间的两难选择。追求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审判的天职和生命，维护合法权益矫正非法行为，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群体性纠纷案件往往涉及当地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当地经济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大局。有些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或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土地征用或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上，急于求成，未按法律规定办理有关征地或拆迁手续，或先动工后立项。酿成群体性纠纷后，政府一方相关行为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若法院严格依照法律条文办案，裁判的后果可能是政府停止征地或拆迁行为，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如此将导致政府前期的巨大经济投入付之东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府形象。如法院支持政府的非法行为，将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上，法院往往难以找到有效的平衡点。 　　2.群体一方片面的司法公正观念与司法固有的审判规律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群体性纠纷案件中，群体一方往往以裁判结果是否胜诉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惟一标准，而不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传统思维之间难以吻合，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受到阻碍。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或诉因不符合法律规定导致败诉，或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某类案件不予受理等，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均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帽子扣在受案法院头上。有的甚至在一审败诉后，就在二审法院门口静坐、游行，给二审法院施加压力，司法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 　　3.司法权的有限性与群体诉讼一方目的的多样性存在落差。有些群体性纠纷中的群体一方向法院起诉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背后，实质是寻求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是要求法院履行政府性的职能。如在征地或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纠纷中，往往涉及安置补偿费问题。而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群体一方通过行政诉讼想达到的却是超过该标准的经济补偿，司法审查和裁决制度对此无能为力。应该说司法诉讼仍是当今公众追求公平与正义的基本制度途径，但对于群体性纠纷而言，依赖个案的诉讼毕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源配置的格局，反而容易引起各种利益的冲突和政策的混乱。政府作为拥有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代表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的特殊权力机构，才是满足群体一方上述目的的合适主体。 　　司法权的被动性和行政权的主动性决定了群体性纠纷的救济重在法院，防范重在政府。完善政府职能才是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关键。要从根本上防范和化解群体性纠纷的发生，有赖于执政理念更新，政府行政职能的完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健全。 　　1.执政理念更新是防范群体性纠纷的意识保障。政府职能部门执政理念是否回应时代的要求，关系到社会对政府的容纳程度和群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群体性社会冲突的防范至关重要。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树立以下执政理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