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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控制的角度谈沉默权框架下的刑事侦查 　　内容摘要：现行刑事侦查的工作方式是按照获取人证为主的基本框架建立的，在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如果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了沉默权的规则，现行的刑事侦查工作方式与思想观念将不能适应今后的工作需要。 　　关键词：沉默权 框架 刑事侦查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一次大范围修改已经提上了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且，这一次的修改重点是“彰显宪法精神和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基本要求”［１］，在我国《宪法》将保障人权作为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的情况下，对人权的保障已经成为各个部门法必须实现的任务；另一方面，在我国加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正在研究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确立的基本准则如何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进行体现，已经成为当前《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问题。在将这些国际准本土化的讨论中，是否引入沉默权规则，已经成为一个焦点［２］。一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沉默权制度，必然会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侦查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避免、减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因沉默权的引入而陷入暂时的工作被动，本文从犯罪控制的角度入手，对沉默权框架下的刑事侦查进行探讨。 　　 　　一、现状 　　 　　目前，刑事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对刑事犯罪的证明与确定，主要是依赖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而且99.9%的有罪宣告率，说明了侦查在刑事诉讼具有巨大作用，因此，从结果进行考察，对于刑事犯罪的控制而言，刑事侦查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作用。 　　现行刑事诉讼中的侦查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刑事侦查的取证主要围绕人证的获取 　　目前，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我国侦查工作的取证重点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人证，而且，获取人证已经成为侦查机关的首要工作，实物证据则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人证的内容而进行收集。在实践中，如果一个案件没有人证，则显得整个证据体系比较单薄，既不容易被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工作人员确认，也容易引起社会公众的质疑。 　　法律规范的实施是一个司法的系统，实现系统自身所确立的司法目标是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活动的重要任务。就法律规范自身而言，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所有规则都是围绕规范需要实现的目的设置与服务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查明犯罪事实就成为规则设置的核心内容；同时，在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人证证明案件事实就成为实现《刑事诉讼法》任务的必然选择。作为规则在实践中的反映，侦查人员广泛开展了人证的获取工作，而且总结了一整套获取人证的工作经验与教训；从结果的角度进行考察，这一工作方法产生的结果获得了其他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的认可，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侦查机关对现有侦查方法的肯定与发展，从而建立起以获取人证为中心的完善的刑事侦查规章制度。在这种制度的支配下，刑事侦查对证据的获取，主要建立在对人证的获取的基础之上。 　　 　　（二）侦查人员已经形成了通过获取人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惯性思维 　　长期以来，侦查机关通过获取人证的方式破获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在犯罪的控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然而，也通过工作行为的潜移默化，相当一部分侦查人员形成了通过获取人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惯性思维。另一方面，由于实践中侦查人员的培养具有类似于“师徒”教育的趋势，这又进一步使侦查人员通过获取人证证明案件事实的思维模式被固化。 　　 　　（三）传统的刑事侦查教育模式围绕获取人证建立 　　一方面，我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满足实践需要作为核心的，尤其是在实践性的学科方面，这一色彩显得尤为强烈。作为一项发现犯罪事实、控制社会秩序的手段，在很大的程度上，刑事侦查是被作为一项技能对待的［２］，在这一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侦查学的理论主要停留在对实践状况进行总结、深化并加以理论化的阶段，也正因为此，获取人证就成为刑事侦查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作为一门被理解为技能的学科，培训出来的学生能否被实践工作部门接受，以及这些学生是否能够全面、迅速地完成实践部门领导布置的工作，就成为判断教学是否成功、学生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由于实践工作部门采取的是以获取人证为核心的工作方式，基于这一指挥棒的要求，刑事侦查的教育就当然反映出按照获取人证为中心的模式进行建立的特征［３］。 　　 　　（四）刑事证据的证据体系以人证作为主干构建 　　目前，由于人证具有容易被司法人员接受与理解，比较直观且信息量大的基本特点，而且，在有人证的情况下，只需要一些实物性证据予以补强，就可以顺利完成证明任务，满足证明标准的要求。因此，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