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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纾鲁迅的翻译看翻译批评的多重视野 　　摘要:作为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林纾和鲁迅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对于他们的翻译,学界一直毁誉参半,并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本文以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为考察对象,对翻译批评的维度和视野进行重新审视,指出任何拘泥于语言层面和文本比较或把“信”视为惟一尺度的评价都不足以对翻译作品和翻译现象做出合理的阐释与客观的判断。翻译批评应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关注不同的文化、政治因素,并充分重视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定位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构建从表面走向深层、从单一走向多元、从静止走向动态的多重视野。 　　关键词:林纾;鲁迅;翻译批评;多重视野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10)06-0101-04 　　 　　翻译标准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维度和焦点问题,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探讨与争论。我国传统和现代译论中影响最大的“信达雅”三原则虽然在实践领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和强劲的生命力,但理论界对它的质疑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杨晓荣指出,“翻译标准问题更像是一个多棱镜,在不同的条件下反映出不同的光芒和色彩,不能以非黑即白论天下,但同时也并不是虚无得没有了是非。围绕着翻译标准,确实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弄清楚”(杨晓荣2005:98)。再者,近二十年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相继发生,翻译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迫切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翻译标准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并且,人们对翻译的认识逐渐丰富并不断深入,“越来越强调译者的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以及译作在历史、文化乃至政治语境下的作用”(薄振杰、孙迎春、赵巍2008:74),因此,翻译批评不应再囿于翻译的语言层面和翻译作品本身,而应将关注的视野从文本向更广阔、更开放的领域拓展。 　　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曾涌现出一大批博学多才、成就卓著的翻译家,林纾和鲁迅可以说是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然而,对于这两位为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翻译家,学界却一直是毁誉参半,并由此引发了激烈的“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本文将以林纾和鲁迅的翻译为考察对象,对翻译批评的维度和视野进行反思与重新审视。 　　 　　一、翻译价值观与翻译批评 　　 　　林纾的翻译中常为评论家所诟病的是他在翻译中采取的“意译”的翻译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原著的种种背叛与不忠实。郭延礼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中明确指出,林纾等近代翻译家“所采取的翻译方式基本上都是译述或意译(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译’),误译、删节、改译、增添之处时见”(郭延礼1998:33)。可以说,林纾的“意译”,其内涵被认为相当于译述、改写、谬误、任意增删等,是“‘忠实’和‘信’的反义词”(胡翠娥2007:91)。如果说“意译”乃至“胡译”的翻译方法为“林译小说”贴上了“不忠的美人”的风格标签,那么,在“宁信而不顺”的响亮口号下,鲁迅所坚持的“直译”乃至“硬译”的翻译方法则被认为直接导致了其翻译作品中出现很多晦涩难解之处而受到猛烈的批评。梁实秋1929年发表题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对鲁迅的翻译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毫不留情地把鲁迅那种过分忠实的“直译”手法称为“死译”,认为“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著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转引自王宏志2007:236)。 　　仅就文字层面而言,上述种种批评似乎有理有据、无可厚非,无论“意译”乃至“胡译”,还是“直译”乃至“硬译”,都是对忠实和通顺的翻译原则的违背,理应予以否定和批判。然而,文学翻译批评从来都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直白的“好”或“坏”的评判,也不应该仅凭表面现象就轻率地对译文或译者横加责难。为何林纾用达旨、译述的翻译方法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何鲁迅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却坚持“宁信而不顺”的主张,哪怕损害译文的可读性也在所不惜? 　　表面来看,“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都属于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的范畴,是翻译的语言层面或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不然,翻译是一种主体性极强并富有理性的活动,任何严肃、认真的译者都自觉地、有意识地运用一定的方法、遵循一定的准则,而任何对翻译方法与翻译策略的选择都不是盲目的,都源自译者对翻译的理解、对翻译价值的认识。同样,翻译批评也是一种渗透着主观判断的实践活动,但其实践过程必须以各种理论为基础,翻译批评原则、标准等重要规范的确立都与各种翻译观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翻译批评的标准是有所不同的”(许钧2003:412)。 　　在这个意义上,“忠实”不应再被作为惟一的尺度对林纾的小说翻译加以根本的否定,无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