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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理性视域中执政党能力建设 　　[摘要]公共理性追求的目标是公共的善，或者说是公平与正义的价值。执政党和政府的活动只有以公共理性为指导，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高度维护法律的尊严、大力推进民主化进程、减少公共舆论的禁区，其决策和管理过程才更能体现公共性、人民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关键词]公共理性；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5―0049―03 　　 　　公共理性是理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作为理性的思维，它以普遍化的原则为对象，寻求公共领域中普遍的正义原则。它是平等公民在公共领域中对他们合作的基本制度及其形式探讨与论证时所用的理性原则。是政党与政府对其权力进行理性限制的原则。公共理性使公共选择和公共决策具有公共性、正当性、合法性的思维基础，借助于公共理性这个桥梁和纽带，政党理性、政府理性、精英理性、大众理性和个人理性就会在和谐博弈与伙伴相依的互动过程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一、公共理性的本质内涵 　　 　　公共理性的概念是康德在《何为启蒙》(1784)一文中最早提出来的，但直到罗尔斯以后，公共理性的概念才逐渐广为人们所承认并接受。“在平等的个人中间，当他们准备提出作为公平合作项目的原则和标准，并愿意遵守这些原则和标准时，假定我们可以确保其他人也将同样如此，则这些人在这一方面是理性的。”作为公民间相互合作的准则和公共证明的手段，公共理性以普遍性原则为基础，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惠与合作，是平等公民处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所应有的心智能力。公共理性肩负着秉持公正理念、倡导社会合作、求得共赢思维、发展公共治理的使命，其核心是强调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即强调公共权力以增进公共福利为价值目标，实现以尊重和促进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义观念对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要求所在，也是这些制度服务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后来在《公共理性观念再探》中，罗尔斯对公共理性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把公共理性观念纳入到民主观念的框架中来阐释，“这种理性的形式与内容――其为公民所理解的方式及其对于公民之间政治关系的阐释如何――是民主观念自身的组成部分。” 　　公共理性有别于个人理性。个人理性是私人生活领域里的理性，是有关自己生活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实现的理性。理性的并不一定是公共的，公共理性有其特殊的应用范围与特殊的目标，它是公共领域中的理性，是关于公共的善及其实现的制度创设的理性。在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中，“许多要求能完美地实现都是在长时期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并不是在每一步上都顽固地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才取得的。”公共理性承认全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权利。这有利于公民间理性的平等对话与协商，从而为不同政治价值分享者创造出和平共处的和谐政治环境。 　　公共理性的本质是对政治权力应用的理性限制。只有公共理性才是对国家、政党、集体、个人理性的综合，才能实现以尊重和促进私人利益为基础的公共利益，因为其反对把政府利益绝对化为至上的所谓“公共利益”，也反对把私人利益直接等同于“公共利益”。公共理性深藏于公共政治文化中，是长期民主社会生活所形成的一种理性能力，是公民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应有的一种政治思维能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在应用国家政权时所应有的理性，因而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之一。 　　 　　二、公共理性是执政党能力建设的题中之义 　　 　　执政党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秩序、整合国家和社会资源、巩固和提高自身政治合法性，必须在公共理性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建设，对国家和社会进行善治。在法治经济下，市场的竞争带来阶级、阶层的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共识与共赢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根本方法之一。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公共权力机关只有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个体公民进行有效“互动”，把基于自由平等契约精神之上的约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付诸政策和法律，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如果不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和监督，现代执政党的任何重大的决策和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执政党治理任意性的表现，而不是公共理性，因而也就缺乏政治合法性。 　　从政治治理上分析，公共理性是执政党建设必须遵循的理性准则。现代民主政治体系是由国家、政党、人民三部分组成的，执政党作为联系国家与人民的桥梁，它通过执掌国家权力，将其成员和其支持者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使国家政权真正保障人民权利，实现政治民主化。政党权力和政府权力一样，也是一种公共权力，是由其成员与支持其政策和纲领的民众所赋予的。公众所以赋予执政党权力，是希望其可以保障并实现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