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法条竞合理论的一种解释.docVIP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一一法条竞合理论的一种解释 关键词：单位犯罪定罪条款量刑条款自然人犯罪法条竞 合 内容提要：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之犯罪的 情况下，对于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能否按自然人犯罪定罪处 罚，刑法理论界存在着“否定说”和“折中说”，两种学说均 存在固有的理论缺陷且难以解决现有问题；将规定单位犯罪 的特殊条款视为具体犯罪的量刑条款而不是定罪条款，并从 法条竞合理论出发，将单位犯罪理解为自然人犯罪的特殊表 现形式，或许是解决单位犯罪面临的现实司法尴尬的一种尝 试性通道，也能避免通过司法摸索来逐个为所有犯罪增设单 位犯罪条款的过高的司法成本和立法成本。 在中国目前的单位犯罪理论研究中，单位犯罪与自然人 犯罪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在这一问题中，对于单位实施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 罪如何处理争论尤为激烈，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局面。如何在 理论上合理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指导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此，笔者尝试从法条竞合理论出发，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以求教于同仁。 、关于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定性的理论纷争 我国刑法总则第3 0条和第31条对单位犯罪及其处罚作 了一般性规定，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 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 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了在我国的刑法当中，只有刑 法分则条文规定单位可以构成单位犯罪的，才可以对单位定 罪量刑。据统计，在我国刑法当中，至《刑法修正案（六）》公 布之后，现行司法解释确定的单位犯罪罪名共有143个，约占 刑法罪名总数的1/3。规定如此众多的单位犯罪，应当说涵盖 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出现的单位犯罪的绝大多数类型。但不 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进程的不断推 进，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实施 的，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实施的犯罪行为。对于此类行为 如何加以评判与追究，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焦点。纵观学者们 的观点，在单位实施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的犯罪时，不追 单位的刑事责任应该说不存在争议。而对于单位内部的直接 责任人员①要不要按所对应之罪的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 任，则存在巨大争论。 （一）刑法理论界的观点对立 对刑法理论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研讨加以整理，可以 发现基本上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归于三类，即否定说、肯定说 和折中说。 否定说的立场 典型的否定论观点认为，对于刑法典没有确立单位犯罪 但是事实上却由单位实施的严重危害行为，应当坚持罪刑法 定原则，既不能违法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对单位中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单独以直观相应的个 人共同犯罪论处[1] [2] [3] (P1306)。另有学者在论述单位盗 窃相关案例的基础上，亦得出了上述结论，认为单位盗窃和 个人盗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刑法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成 为盗窃罪主体的情况下，对于单位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确有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之嫌疑，对于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矛盾 和冲突，应当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4] (P136)。还有的学者认 为，单位成员的行为属于单位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性质，单 位成员并非与单位相并列的独立主体，而是与单位形成了一 种法律上的依附性。这样，单位的责任人员能否承担刑事责 任就取决于单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承担刑事责任，也 是作为单位的整体所负刑事责任的一种分担。据此，在刑法 没有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对单位的责任人员当然 不应以相应的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5] (P1172)。 肯定论的立场 典型的肯定论观点认为，无论是单位实施单位犯罪，抑 或是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依 据是其作为自然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与刑法是否规定处罚 单位没有关系。因此，当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时，只要单位成 员实施的行为能够作为自然人评价为犯罪，则必须将其作为 普通自然人追究刑事责任［6］。还有的学者认为，此种犯罪行 为既是单位的行为，更是有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它具有 双重性的特点，不能因为无法处罚单位，就连自然人也不处 罚［7］ （P1587）。相似的观点认为，从犯罪主体上说，在刑法没 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犯罪主体的情况下，即使是单位集体实 施的，也应该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只 是不能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不能以刑法规定的主体是自 然人而实际上的主体是单位为由，而否认行为人的责任［8］。 另有学者从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角度，论证了单位盗 窃对自然人加以处罚的合理化根据［9］。有关司法解释也采 取了肯定说的立场。例如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8月13 曰施行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 律问题的批复》（高检发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