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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刻板印象。 　　 　　从幻想―失望―挣扎―调适的心路历程 　　 　　从笔者的调查来看，较早时期（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许多也是初中毕业就外出的年轻人，他们当初的打工动机、打工的价值目标、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所谓的“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多少不同，这些年轻农民工在从打工到返乡的生命跨度内，大体上经历了从幻想到失望、从失望的挣扎中到调适的心路历程。 　　笔者认为，“家本位”下的家庭伦理责任是理解中国农民工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他们经历了家庭角色转变后生活目标取向随之发生转变的结果，或者是那些人到中年时开始打工的农民工的行为特点。“新生代农民工”所表现出来的“三高一低”，从个体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更多是他们在一定生命周期内家庭角色的自然表现，更大程度上只是个体人生的阶段性特点。 　　一般来说，已经结婚育子的农民工打工的目标更加现实，工作态度也较为踏实，对工作要求也不那么苛刻， 　　而那些未婚的年轻农民工，因为尚没有家庭责任，打工目标较为浪漫，与已婚育子的打工者相比，他们追求较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同时他们在社会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也有其个人成长经历的原因。那些较早时期的外出打工者，或者说第一代农民工，在他们成长的时代，物质生活较为匮乏，经济收入普遍较低，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时候，当他们长大成人外出打工时，自然对物质生活和工作环境有较高的诉求，而问题是这些在不同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工所面对的是同样的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因为二十多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返乡，追求更体面的生活 　　 　　从笔者对一些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来看，农村为那些年轻时在外打工、中年时返乡的农民工提供了比在城市质量更高的生活空间。基于个人生活史的纵向比较，回到了农村，他们的生活质量，生活幸福感和心理安全感比打工时高。这些返乡的农民工（其中也不乏年龄在2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攒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他们返乡之后，往往成为乡村社会中具有竞争力的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中西部农村外出打工流和返乡流同时存在，农村社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就业空间。虽然他们大多不会完全投入农业劳动，但中国现有的土地政策下，他们所拥有的承包地，为其家庭提供了基础保障。对他们来言，返乡并不是一种生活上的倒退，而是基于现实条件的长期权衡的结果，是在追求更体面的生活。 　　从农村社会内部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中国农村在打工潮形成的20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吐纳机制。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村庄范围内同时存在的返乡流和外出务工流，从社会代际来看，就是一些已届中年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或者务农，而新增的年轻劳动力则外出务工；二是在农民工家庭内部则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外出打工和返乡的代际轮替。随着农村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中西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后的就业和生活空间也在不断的扩大。这可以部分解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荒。 　　笔者所接触到的许多不再外出的返乡农民工，都有几年外出务工、几年在家乡就业的经历。而他们决定不再外出的最为重要的理由是为了照顾儿女或者家中的老人，家庭是进行迁移决策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这也就是说农民工不断地进行着流动去向的选择，而中国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正是在一个个农民工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来回反复中体现出来的。 　　 　　让他们“自主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意愿是城市还是最终返回农村，是个体主观选择选择和社会客观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刻板地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不会返乡的，也不能返乡，不应成为我们制定政策提的前提。以笔者的调查，那些有多年打工经历、年届中年的农民工，大都认为打工不是长久之计，在打工地实现城市化并不是他们打工的现实目标，那些仍然处在打工生命周期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经历过失落、徘徊之后，最终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并在返乡就业和继续外出打工之间开始选择。一些在家乡能够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外出打工也是自然而然的。 　　农民工能不能城市化，首先是农民工主体基于社会现实的一个主体选择过程。一些农民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在城市安家立业，而一些农民工则选择了返回农村。而对大多数农民工而言，与其低水平的城市化，还不如返回农村寻找就业机会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