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自己歌打工文化兴起.docVIP

唱自己歌打工文化兴起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一台被称为“打工春晚”的节目视频被传到网上，到正月十五，网络点击率已达到10万。“打工春晚”由民间组织“工友之家”主办，演出地在北京东郊皮村的社区剧场，崔永元友情主持为这台演出吸引了一些关注度，但真正触动观众的还是节目本身，在这里，观众看到的是与主流文化所塑造的不同的打工者形象和另一种世界观。 　　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亿，这个来自农村、主要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行业工作的庞大人群在多年打工的经历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打工春晚”只是窥探打工文化的一个窗口。培育出自己的文化是一个群体意识到 自身存在的标志，也是这个群体成为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像是苍茫大海上露头的桅杆，打工文化的兴起预示着这个群体已准备好登上历史舞台，人们需要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声音。 　　 　　被表述，与自我表述 　　本世纪初，国内知识界发生过一场关于底层的讨论，议题之一是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当时的基本共识是否定性的，理由是底层无法培育自己的知识分子，没有自我表述的能力，只能通过来自底层之外知识分子发出自己微弱的声音。 　　在主流话语平台上，这个判断至今还是成立的。以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为例，为体现大团圆的气氛和广泛的代表性，每年春晚都会把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底层人民形象作为一种元素来使用，这个形象的载体包括春晚常客赵本山，还有近年曾登上春晚舞台的王宝强、旭日阳刚、西单女孩、民工街舞团、“大衣哥”朱之文等。他们的共性是出身农村，在努力和机缘的双重作用下进入主流文化的视野，于是被当作底层的代表推上舞台。但他们发出的声音是被安排好的，他们歌唱的是别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喜怒哀乐，歌唱成了纯粹的才艺展示。观众看到的不是底层人民的真实境遇和他们对命运的思考，而是强势文化借底层形象的表达。 　　 在另一个层面，他们在这个最大的舞台上出场是在印证“只要努力，人人都可能成功”的社会神话，给更多身在底层的奋斗者一个希望和继续在既有规则下奋斗的理由。成功者毕竟是少数，山东农民朱之文在除夕之夜为全国人民演唱，对农民境遇的改变，对全社会对农民诉求了解的增强毫无助益；旭日阳刚、西单女孩等则已经脱离其出身的社会阶层，通过演艺界进入了社会阶层流动的上行通道；赵本山、王宝强等人则已经成为既有社会秩序下的既得利益者。 　　总之，观众在春晚上看到的底层人民形象是“被表述”出来的，其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扭曲，他们身上没有体现农民、打工者的主体意识，只是供人消遣的娱乐元素，被用来裱糊问题重重的社会。 　　但在主流话语之外，打工文化作为底层文化的代表已经在自己的土壤上生长起来了，打工文化的实践者们开始创造自我发声的渠道，皮村的社区剧场是他们自己的舞台。“打工春晚”上所有节目的创作者和表演者都是普通打工者或有过打工经历的人，他们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对自身价值的认知。 　　在家具城工作的老耿和两个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自编自演的“梦之舞”，把木匠活融入到舞蹈动作中；建筑工、家政工、服务员穿着自己的工装走秀。虽然姿态不够专业优美，但可以看到打工者在表现自己时，是多么的自信。 　　在“打工春晚”上，打工者们还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演唱了自己的歌曲，表达他们的乡愁、痛楚、思考和希望。通过歌唱，打工者反抗社会对他们的命名：“他们称呼我的名字，他们叫我打工妹/哎嘿依而呀儿哟！哎嘿依而呀儿哟！/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他们唱起《劳动者赞歌》，表达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我们的幸福和权利，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者最光荣/从昨天到今天到永远/劳动者最光荣！”打工者的歌唱中还有乡愁，这首歌叫做《想起那一年》：“想起那一年，我离开故乡，离开生我养我的村庄/今夜梦里面，我回到故乡，回到妈妈温暖的身旁/家乡的河水现在已上涨，远方的人儿还要去远方/门前的桃花现在已盛开，离家的孩子何时能回来。” 　　 　　用文化建构打工者的主体性 　　事实上，底层讨论的浮现本身就是一个后退，表明主流意识形态成功地以阶层分析替代了其余的政治学分析。阶层强调的是存在感，而不是历史感，将农民、打工人群、下岗工人等归为底层，是以客观描述的名义掩盖了他们之所以沦为底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这种视野下，底层不再是能动的历史因素，无法主动参与社会秩序的变革。同时，底层成了研究的客体，被呈现为一个又一个问题化的建构，如三农问题、流动人口问题、下岗工人问题等，需要一个一个地被解决。 　　在主流视野下，知识分子事实上无力描绘底层是什么，无力理解和概括底层对社会的看法和诉求。这个任务只能由底层自己解决，作为底层一部分的打工群体率先做出了回应。这应该与打工群体的特殊社会经历有关：他们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两个领域的张力之中，对二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