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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宏观思考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要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国家扶贫包括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政府扶贫包括政府扶贫机构扶贫和政府所属各部门扶贫；社会扶贫包括社会非政府组织扶贫和财富拥有者扶贫。完善国家扶贫战略要从上述两者四方面人手，并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基于上述认识，我从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措施、政策体系四个方面，进行了一些宏观性思考。 　　 　　一、战略目标：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 　　 　　国家扶贫战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思想。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国家总体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国家扶贫战略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这一国家总体战略思想，国家扶贫应该为实现“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战略目标而努力。这是科学发展观在国家扶贫领域的核心体现。 　　国家扶贫战略目标要与扶贫的内在功能相吻合。扶贫有二大内在功能，一是直接功能，即减少贫困人口、缓解贫困程度；二是拓展功能，也是对当今我国发展更具深刻意义的功能，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扶贫的内在功能标示着国家扶贫能够实现“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战略目标。 　　国家扶贫战略目标的确定要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相吻合。我国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始于1986年，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到2006年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至214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4.8％下降到2.3％，我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取得了伟大成就。期间，国家扶贫战略目标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解决温饱”鲜明地写在了我国政府扶贫开发的大旗上。战略目标清晰准确是我国政府扶贫开发能够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因素。扶贫开发的伟大成就为我国政府农村“低保”政策的顺利出台创造了条件。农村“低保”政策的顺利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从制度上得到了解决。扶贫开发进入了“开发式扶贫”和“保障式扶贫”的“两轮驱动”的新阶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要求“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农村低收入人口进入扶贫的对象范围，意味着扶贫开发从此要由解决生存问题为主转入到解决发展问题为主，要由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主转入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主。把国家扶贫战略目标定位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正是顺应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 　　 　　二、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扶持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 　　 　　战略重点要服从服务于战略目标，扶贫战略重点选择要为“缩小发展差距”服务。发展慢收入低是能力低的结果，能力低是发展慢收入低的原因。不断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是“缩小发展差距”的必经途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可以通过发展教育、加强培训去实现，但更重要的是要牢固确立扶贫对象在反贫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让扶贫对象参与整个扶贫开发的议事、决策、干事的全过程。让他们在当家作主参与开发的过程中实现“三增”，一是增强自信，二是增长才干，三是增加收入。才干是收入的基础，自信是增长才干的基础，只有在“三增”基础上的发展和收入才能实现可持续。我们部署所有的扶贫开发工作都要把是否有利于扶贫对象能力的提高、整体素质的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大局看，这牵涉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的振兴。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村民的能力，二是村级组织(包括行政、经济、服务组织)的能力。相比之下，后者能力的提高更紧迫。 　　 　　三、战略措施：构建“大扶贫”格局 　　 　　战略措施也要服从服务于战略目标，扶贫战略措施要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服务。构建“大扶贫”格局作为战略措施是实现“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这一战略目标的最有力保证。“大扶贫”格局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扶贫对象的“大”，二是扶贫力量的“大”。两者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扶贫”格局。 　　扶贫对象的“大”，是指一个国家的全部扶贫对象，包括中央政府的扶贫对象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扶贫对象。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缩小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共同责任。国家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后，2009年中央政府的扶贫对象是4007万人。地方各级政府在保民生、保稳定的过程中，也开展了大量的扶贫活动，其扶贫对象只有一部分，有的地方(发达地区)甚至只是小部分是中央政府的扶贫对象。也就是说整个国家的全部扶贫活动所包含的扶贫对象远大于中央政府确定的扶贫对象(4007万人)。这是我国当前全部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