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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隐性采访问题刑法思索 　　内容摘要：隐形采访应遵循以公众利益为转移的动机良好原则，隐形采访应注意避免触犯刑事法律。 　　关键词：隐形采访 警察圈套 社会角色 　　 　　隐性采访，作为一个新闻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固定定义。《新闻学大辞典》对隐性采访的定义是：“记者隐瞒记者身份或采访目的而进行的采访。”《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中的定义是：“不公开记者的身份，或公开记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实采访意图的采访。”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指记者为完成某一特定的采访任务，以完全或部分不公开身份、不显示采访工具或设备，或者隐藏真正的采访意图，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偷拍、偷录等记录方式，或者以体验等其他方式，不公开获取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而未披露的新闻素材而采取的一种新闻采访方式。根据记者介入新闻事件的程度和方法，隐性采访可分为观察式和介入式两种方式，观察式隐性采访是记者以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身份，在暗地里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采制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而介入式则是记者在采访对象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访的事件。 　　 　　一、进入刑法领域的隐性采访之类型 　　 　　客观地讲，隐性采访本身并不违法，因为一般认为，隐性采访是在一个受约束的环境中，为在危急情况下获得一个重要报道，不得不采取暗访这一最后手段，以向公众说明对待这种必须揭露的重要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伴随着隐性采访的滥用化趋势，有些不恰当的隐性采访，已经进入了刑法的边界地带，采访者可能已经触及刑法而构成犯罪。这一点在国内外均是如此。 　　进入刑法领域的隐性采访，指的是非恶意利用隐性采访犯罪的情况。如果新闻从业人员恶意利用隐性采访来有预谋地实施特定的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则当然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畴。例如，海南某法制报两名实习记者，乔装打扮到定安、琼海两县暗访娱乐场所的设赌情况。两人通过参与赌博，并分别输掉1000元和200元后，以“公开曝光”相要挟，先后三次对当地公安机关进行敲诈，结果被依法逮捕。 　　从我国隐性采访的现状来看，常见的有可能触及刑法而涉嫌构成犯罪的情况，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诱导犯罪式采访。例如，通过新闻线索得知歌厅等娱乐场所设置专人专柜长期贩卖“摇头丸”的消息之后，假扮购买者进入歌厅尝试购买，在对方表示没有此类服务之后，出高价促进歌厅内的个别服务人员外出购买，进而报案并协助警方抓获该服务人员。往往新闻从业人误以为，只要对方从事的是违法或者犯罪活动，则使用隐性采访的方式偷拍偷录就无可厚非，而且会认为，以这种方式进行的舆论监督有深度、有力度。但是，这里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诱导犯罪”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在记者隐性采访对象时，如果通过故意设“套”、“陷阱”，诱使对方上当受骗甚至犯罪，可能存在教唆犯罪甚至自身犯罪的可能性。（2）过度介入犯罪式采访。在隐性采访中，记者依法选择以一般民事主体的身份介入事件比较适宜，如扮演消费者、公司雇员。而一般民事主体相对应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立法、司法、军队工作人员等）。换言之，记者如果在采访中实际扮演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就属于越权而成为过度介入，尤其是不恰当地将自己真的当作是所谓的“无冕之王”而任意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甚至将自己幻想成为司法工作人员，代行警察的职责的，则可能涉及到犯罪问题。例如，2001年央视播出暗访节目《亲历盗墓》。两名央视记者在西安假扮成文物贩子与盗墓贼接触后，亲历盗墓的全过程并购买挖出的文物。次日，记者报案后警方将盗墓贼抓获。但是，暗访节目播出后，法学界普遍认为那两名记者的行为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328条“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罪”和第326条规定的“盗卖文物罪”。在此案中，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至少在法律程序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3）干扰秩序式采访。此类“隐性采访”以所谓的验证公共服务的有效性等为借口，通过随意拨打“110”、“119”、“120”等公共特服号码的方式，虚假报警，为满足自己个人的新闻采访需要之私利，严重干扰110报警台、医院急救中心、交通事故处理中心等社会关键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是严重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法行为；另外，如果在同一时间，真的有人警方帮助或者真的有危重病人需要救护，而由该虚拟求助行为导致贻误时间的，则记者的法律责任就有了可以探讨的余地。一个真实的案例是，某记者故意编造一案情，然后拨打“１１０”，以暗访“１１０”出警是否及时。“１１０”赶到现场后，发现是一场骗局，当即就要拘留参与暗访的记者，后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多方协调下，事态才得以平息。而此类为了“测试警方的快速反应能力”的干扰式新闻采访，时有出现。甚至在某些地方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上级部门的特许，据报道，山西阳泉的新闻媒体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几家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