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拉升职记中女性人物形象辩证统一关系.docVIP

《杜拉拉升职记》中女性人物形象的辩证统一关系 　　[摘 要] 由徐静蕾导演及主演的影片《杜拉拉升职记》以反映当代女性的职场经历为主线,同时又以浓墨重彩刻画了职场女性的情感。本文旨在用精神分析学相关理论及马克思辩证法解读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揭示导演徐静蕾、主角杜拉拉以及影片中两位女配角她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也从观影主体的角度阐述观影者对于影片角色的认同。 　　[关键词] 女人;梦;精神分析;辩证统一 　　 　　影视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精神分析模式上大致可以寻求到这样三类特征:在压抑中认同;在压抑中反叛;在压抑与反压抑中寻求平衡。 　　2010年4月在全国公映的《杜拉拉升职记》,它是由女性执导,以女性话题为创作视角并且带有明确女性意识的电影,在整部影片中,女性立场被赋予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因此,利用精神分析来关注此片,于表达过程中去寻求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形态,主要采取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梦的阐释方面的理论,并适当引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对造梦主体(导演和角色)和观梦主体(观影者)的意识形态进行解读。 　　首先,这种精神结构分析方法运用到对女性导演创作心理的研究则表现出“双生话语”,即体现着主宰社会的声音,又体现着属于自己的声音。不少影评人士认为,表面上杜拉拉与王伟之间爱情的美好结局似乎是对女性依附男权的现实肯定,而集导演与女主角于一体的徐静蕾却始终抗拒成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电影的结局,象征爱情的男权王伟表面上是主动辞职,实际上却是由女性(玫瑰与杜拉拉)宣告他离开公司;而另一个在电影中足以主宰女性职场命运的男性李斯特退休,宣告玫瑰(女性代表)可以替代李斯特(男性)的位置。杜拉拉在职场打拼两年完成自身的蜕变后,看似意外地在泰国与王伟重逢,实际上影片却巧妙地做了安排。这时的王伟已经不是那个可以对女下属发号施令高高在上的销售总监,只是一个隐遁异国他乡的普通人,而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呼唤杜拉拉,实际上直接喻示了男性对于女性的依恋。结局的这种设置隐含了女导演对于男性中心主义的权威意识的反抗和对于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宣扬,《杜拉拉升职记》也成为在如今的激烈竞争当中女性争取社会地位和情感归依的一部典范影片。其次,将精神分析中的人格结构论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结合来进行影片的角色分析,将会发现影片中的女性角色在对立与统一中的矛盾性。最后,精神分析结构法运用于观影主体,则体现在一种角色认同,以实现其自身心灵的共鸣与升华,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一、《杜拉拉升职记》是 　　女导演徐静蕾自己掌控的“白日梦”弗洛伊德曾强调电影与梦的共同点,认为创作是导演的“白日梦”。“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经过伪装的满足,电影创作亦是如此。人的许多欲望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满足,受到压抑,只能存在于潜意识中,并通过想象用艺术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导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满足,补偿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徐静蕾正是通过导演并主演《杜拉拉升职记》在释放自己生活中的欲望,从而也在亦真亦假的电影中获得了心理平衡和解放精神的伊甸园。 　　《杜拉拉升职记》由小说改编而来,原著是由一位曾在外企供职的李可所创作,因此这也被认为是李可对自己外企职场经历的一个记录与描述。徐静蕾在选择这部小说时,她首先在主观上是认同了这部小说以及其中的大部分故事情节。也就是说,作为小说中的杜拉拉,与徐静蕾潜意识中的“我”有诸多相似之处。而再度创作“杜拉拉”这个人物形象时,徐静蕾费了一番工夫,这个人物形象是对“杜拉拉”的塑造,也是对自身的塑造。徐静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说:“是的,我就是杜拉拉。”换过来说,这句话是“是的,杜拉拉就是我”。经过加工后的杜拉拉已经是徐静蕾思想的再现,对于原著当中契合自己思想的,她加以保留,比如杜拉拉职场打拼中的坚韧与收获;而对于原著当中不契合自己思想的,她加以修正,比如原著当中杜拉拉的“情敌”是王伟的助理,而在电影中这个情敌变成了杜拉拉的顶头上司玫瑰。 　　如果幻想可以为幻想主体提供变换、多重的位置,那么电影的“梦工厂”或许也可以。[1]这个幻想的主体呈现出了主体的多重位置,首先是导演对整部影片的幻想,其次是电影主角杜拉拉的幻想,最后是观影者的幻想与影片女性角色的契合。而导演的幻想,亦即徐静蕾自己掌控的白日梦。在这个“白日梦”当中,徐静蕾需要去体现的是自己的想象与构思,如何实现女主角的价值以及如何去驾驭职场,从而体现出在这个以男权意识为中心的社会当中,女性处在压抑与反压抑之间的挣扎与矛盾,以及展现她们的坚强与不屈,最终以平衡、和谐甚至是完美的方式实现女性对于社会的主导。 　　二、辩证唯物论和人格结构论 　　在影片角色中的融合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2]如果这话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那么,我们可以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