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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摘要：各国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普世模式。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必须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体现现代大学特性，存在有大学自治与自主办学、教师权力与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与社会参与等共有特性。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同时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遵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体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共有特性。 　　关键词：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共有特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1-0043-10 　　收稿日期：2011-12-15 　　作者简介: 李立国（1970-），男，山东滨洲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的研究。 　　 　　体制与机制是任何一个实体机构开展工作不可缺少的基本构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指政府部门和高校的内部组织系统及其构建的原则与功能规定，涉及到机构设置、职责分工、权力分配及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重要而且具体的方面，体现了一个国家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以及高校内部的职责、权力与利益关系。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可分为宏观管理体制和高校内部管理体制。高等教育运行机制是指为了保证工作有效运行的基本程序与手段，是影响高等学校运行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作方式，具有维持、推动、反馈、调控、保障及促进工作系统发展等功能。“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无论是体制还是机制，说到底都是为实现高等教育机构的整体功能和目标服务。就功能而言，两者具有相关性，但还存在差别：体制是机构功能的机构性静态体验，机制是高校功能实现过程的规则性动态体验。 　　一、国际高等教育体制机制的共有特征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各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将其归纳为四种模式，即“大陆型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在这方面，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相同的、普世的标准模式。 　　“大陆型模式”即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实施的政府控制与教授权力相结合的方式，政府和大学中教授的权力较强，而校院一级的权力较为薄弱。在德国、法国，政府部门有权干预学校学科设置、资源分配乃至教师聘用等，国家统筹高等教育的宏观管理活动，履行管理职责。由于政府的直接介入，大学层面的行政权力被削弱，校院行政权力受到较大限制。“大陆型模式”中，教授的权力较大，他们不仅拥有学术权力，而且有权决定资源的分配与使用，甚至掌握一定的人事权。“英国模式”是教授行会与校院理事会及行政人员的适度影响的结合。政府借助中间机构实行分散管理，大学受到的约束以间接方式体现。“美国模式”是政府分权的大学治理模式，大学自治受到的约束较少，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较弱。“日本模式”吸收了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做法，上层权力集中于文部省，国立大学设有董事会，院校行政力量相对较弱，而讲座教授在学院和学校拥有较大的权力。 　　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高等教育传统的不同，发达国家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普世模式。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必须遵循高等教育规律，体现现代大学特性，故又存在一些共有特征。这些共有特征可以归纳为：大学自治与自主办学、教师权力与学术自由、民主管理与社会参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动向充分体现了这些内容。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具有中国特色。但是，同时也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遵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体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共有特性。 　　1．大学自治与自主办学 　　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创新知识、传播知识的功能，而且大学所创新与传播的知识是“高深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灯塔”。大学以“高深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为己任，决定了它是一个学术性组织，其组织特性不同于政府、企业等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自治性是大学这一组织与生俱来的特性，不是政府或社会后天赋予它的权力。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不是外部赋予的，是高等学校的本质体现和内在逻辑的客观要求，是高等学校特性的外化。大学自治在中国的涵义就是办学自主权，或者说，办学自主权是中国特色的大学自治的说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府不是下放办学自主权给高校，而是还权于高校，是恢复大学办学的本来面目，是尊重教育规律的体现。 　　西欧中世纪大学是一个自主性较强的组织，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工业化发展，政府权力和社会力量开始介入大学，大学自治自主的内涵与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确立高等学校法人地位，确保大学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