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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法治存在问题及其出路思考 　　一、中国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1.中国法治理论基础的缺乏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在西方17、18世纪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尽管中国古代有许多关于“法”的论述,甚至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商秧、韩非等人就提出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都做了深刻的研究。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带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中国本身产生不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而当现代意义的法治理论被系统引入中国时,正值文革时期。当时,深受个人权威、领导人专断意志危害的人们对西方的法治模式产生了憧憬。 于是,在没有深刻反思中西传统治国方略的差异和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的背景下,我们开始大量引介和移植西方法治理论,因而中国法治一开始就缺乏应有的理论准备。 　　2.中国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法学界对于法治道路的选择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即“法治自然演化论”和“法治推进论”。“法治自然演化论”认为:“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社会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 “法治推进论”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存的具有现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前者强调“自发性”,比后者的“强制推动”需要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缺乏民主政治、商品经济传统,缺乏对法的信仰和遵从的广泛社会心理基础的国家内,法治因缺乏内在的动力源和生存机制,自然演化成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现阶段,中国选择和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从现实性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法治道路模式所体现出的优点和长处。但是,在“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实践进程中,我们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力图寻求解决。 　　2.1政府权力不断扩大,缺乏有效限制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需要政府权力的不断扩大,而“法治”的规诫之一是法律高于政府,要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制约,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法治”的目标要求,如果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政府的权力必须法定,法律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制约,并逐步合理地缩小政府的权力。作为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法治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所以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权威是立于政府之上的权威。然而,“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模式内在地要求政府拥有必要的权力,而且要想不断而有效地把社会法治化进程推向前进,还必须不断扩大和保持政府的权力。 　　2.2政府作为法治主体,缺乏合理性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需要政府作为法治主体,而“法治”所追求的是“民众法治主体”,两者之间存在矛盾。“法治”自身所追求的法治化进程,同时也是个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法治”实质上应当是一种“大众之治”、“民主之治”,推进法治进程的主体应当是人民大众,而不是各级国家机关。然而,“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要求,在社会法治化进程中,政府应当成为推进法治化进程的主体,与此相适应,民众则成为了法治化进程中的对象。因此,在“政府推进型”法治实践中,政府对法治目标、法治进程的主观预设和急促推进与社会生活客观需要之间可能存在脱节。今后在国际大环境和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政府的价值偏好及其变化仍然会对社会法治化的目标、进程和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2.3政府作为立法主体,缺乏实效性 　　 “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实践中,政府作为立法主体,存在立法制度不完善、法律粗糙、体现部门利益色彩等问题,立法缺乏实效性。 　　 立法制度不完善,立法步伐过快,缺乏时间考虑和实践经验,导致在立法方面存在法律过于粗糙,缺乏内部和谐,操作性、适用性差等问题。一些重要的法律(如《合同法》、《担保法》等)刚刚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就立刻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立法方面过于粗糙,盲目的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未曾对其在中国的实际操作性和适用性加以认真分析和考虑。 　　 同时,政府立法也体现了较浓的部门利益色彩,缺乏法治价值所要求的民主平等精神和法治统一精神,这一点从政府部门所出台的名目繁多的收费、罚款规章和规定中可以得到说明。 　　 3.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性调整方式,缺乏权威性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的权威性一方面取决于法律本身的理性与科学,即法律本身是良法,它是规范政府权力、防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