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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公民对污名对象态度诸因素分析 　　摘 要：污名化使个体或群体拥有或被相信拥有某些被贬抑的属性和特质，这不仅使被污名者产生自我贬损心理，亦导致了社会对其岐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影响公民对于污名行为的态度的因素很多，就业状况、同外来人口的交往意愿以及个人收入与污名行为接纳程度呈正相关，年龄、文化程度与污名行为接纳程度具有负相关关系；户口、个人政治面貌、媒体因素也对污名行为的接纳程度有显著影响。污名化理论会成为认识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工具，尤其对于人们摆脱特定的针对某些弱势群体的社会偏见是非常有利的。 　　关键词：污名；污名化；行为接纳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0）05-0075-09 　　 　　一、引 言 　　 　　污名一词的英译是“stigma”，其词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是当时的统治者打在社会底层人民身上的一种表明他们社会身份低下的标记。现代社会学意义上的污名由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时首先提出，表现为一个群体将人性低劣的判定无根据地置于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通俗地说，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被污名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至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对污名做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家首推戈夫曼(Erving Goffman)。他把污名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状，这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他人眼中丧失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戈夫曼在对那些遭受过污名化的人们――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用“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这一核心概念刻画上述遭受污名化体验对象被赋予的在社会上其他人看来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1］。与戈夫曼不同，杰恩斯使用符号一词来界定“污名化”，将个人定义为有瑕疵的、败坏的、越轨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他认为，把污名化过程描述成一种关系的过程，即用社会环境定义个人偏差或越轨行为，这提供了贬低性评价的语境，污名的本质是个人内心“观念吞噬”的心理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则把污名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由5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要素构成，分别是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2］。前四个成分发生在使个人受影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过程，而在社会歧视环节引入结构性歧视，指涉使污名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制度性安排。这种污名化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指出了污名过程依靠于社会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运用――正是这些力量给污名的前四个组成部分带来了歧视性的后果。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污名现象日益凸显，从疾病污名、身份污名、性别污名、行业污名到种族污名、地域污名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受污个体或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恶化了人际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研究围绕污名行为而导致的社会排斥的发生机制，对于缓解负面的社会制裁，推进和巩固社会变革及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的测量 　　 　　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污名他人的功能。Turner认为，污名化是一个为了突出自己心理上的优势地位而对他人进行毁誉的过程［3］。从这个角度看，污名化是由于维持高自尊或者积极社会认同的需要而诋毁他人的特殊形式的社会比较。与这一看法相似，Crocker等认为污名他人具有以下几种功能：（1）提升自尊心，获得个人的优越感；（2）增强对自己群体的认同感；（3）使自身认为占有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是合理的［4］。 　　上述观点清楚地阐述了污名他人的功能，很好地解释了污名发生的原因，但是这些观点以及基于这些观点的推论并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毕竟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主流群体对劣势群体有着不同的影响，污名其他群体的目的不同；不同的污名群体都有自己的特点，主流群体与各污名群体发生作用的规律各不相同，污名各个劣势群体的方式和途径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以下我们利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全国城乡居民综合社会访问的调查数据中受访者对于污名行为的态度的数据，分析推断目前中国社会上污名行为和污名群体形成的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自身因素和内在需要。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的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第一阶段：以区（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各大城区和郊区）、县（包括县级市）为初级抽样单位。第二阶段：以街道、乡镇为二级抽样单位。第三阶段：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三级抽样单位。第四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