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过程平面化与体系化之争.docVIP

定罪过程平面化与体系化之争 　　本文案例启示：客观的实行行为是主观故意过失的基础，认定案件从主观方面优先着手，往往会导致出入人罪，导致实践中忽视行为、重视主观、依赖口供、暴力取证的恶性循环，这是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在动态实践中的缺陷。而按照体系性犯罪论体系，不法和有责始终是其两大支柱，四要件之外的正当化事由可以置于违法论范畴，对鉴别行为人个体间的差异以及法的人伦关怀则可以由责任阶层来承担，便于准确认定犯罪行为。 　　 　　[案例一]1996年3月25日下午1时许，滨海县县城青年夏春华(女)和嵇海鸥(均另案处理)因为石子质量问题与张勇水泥预制板厂发生纠纷。4时许，夏春华、嵇海鸥约请曹海军(本案死者)、李祥、王雪峰等人乘坐出租面包车到张勇水泥预制板厂伺机进行报复。待到张勇回来，嵇海鸥等人立即殴打张勇。张勇的兄弟和亲友，也拿起木棍等进行反击。这时，张春桥和张春洋(批捕在逃)兄弟二人上前拉架制止斗殴，张眷洋头部险些被曹海军手中的铁锨铲伤。张春桥和张春洋便上前扭获曹海军，曹见势不妙，放下铁锨挣脱逃跑，二张便尾随追赶。曹海军跑到响坎河边，便跳入水中，向对岸游去。被告人张春桥手持扁担和张春洋站在岸上，威胁水中的曹海军说：“小子，你有本事上来”。曹海军游到河心，挣扎了几下便沉入水底。被告人张春桥和张春洋看到曹沉下水后方才回家。1996年4月10日，曹海军尸体浮出水面，经鉴定曹海军系生前入水缺氧窒息死亡。 　　[案例二]被告人胡义军于2004年3月上旬至本区看望在此打工的妻子胡娟，得知胡娟与被害人陈兵武同居在一起。遂劝胡回家，胡娟拒绝并在陈的帮助下躲藏。3月15日上午11时许，被告人胡义军在本区康桥镇百曲村7组陈兵武打工的单位找到陈进行交涉，两人在单位旁边的机耕道上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胡抓住陈的手臂将其甩入河中。后被告人当场看见陈兵武沉入河中并呼救，但因怀恨在心，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也没有呼叫周围群众。被告人胡义军后因不放心，又返回现场，未发现陈兵武，遂于当日12时30分左右至本区康桥镇派出所投案自首，经公安机关及时打捞未果，将胡教育后放回。同月28日，陈兵武的尸体在该河被发现。经鉴定陈系生前溺水死亡。 　　 　　一、两案裁判理由 　　 　　对于案例一。江苏省滨海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被告人张春桥、张春洋兄弟追赶曹海军并致曹海军跳入水中，明知曹海军入水后，可能发生死亡的结果，但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造成曹海军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且属共同犯罪(张春洋批捕在逃)；其次，鉴于被告人张春桥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不大，庭审中有悔罪表现，结合本案发生的具体情况，可依法从轻处罚，适用缓刑；最后，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制止流氓犯罪的合法行为和曹海军之死是意外事件的意见，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而案例二，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第一，被告人胡义军在与他人争执过程中，致使他人跌入河中，因轻信他人能够自救，即离开现场，致使他人溺水身亡，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被告人胡义军能够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照《刑法》第67条规定，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胡义军犯过失致人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二、裁判理由及传统理论的初步检讨 　　 　　两案在基本事实相同、裁判逻辑相同的情况下，裁判结论前者被定性为(间接)故意杀人罪，后者被定性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两案主审法官均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对两案的实质性问题进行说理。第一，追赶、推搡的行为是否为故意杀人或过失杀人的实行行为；第二。如果不是，法规范要求的实行行为系指什么；第三。如果没有行为，为何被告人要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难道仅仅因为能预见被告人有死亡之虞?难道刑法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预见可能?要之，两案的裁判理由存在一个重大疏漏和一个逻辑上的混乱。重大疏漏表现为，裁判理由均忽略刑法分则定型化的实行行为，“无行为则无犯罪”，实行行为始终是犯罪成立的逻辑起点。逻辑混乱则表现为，法官在未界定实行行为的前提下，径行地讨论行为的故意、过失，不仅破坏了行为的故意规制机能，给人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感觉，也流露出了主观主义刑法的倾向。 　　关于四要件的认定顺序，我国通说依次是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但从该案的定罪过程可以看出，认定顺序依次是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在倾向上表现为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这恰恰说明了传统刑法理论对于四要件认定顺序由于没有理论上的架设和限制，呈现出一种随意性，即表现为“一有俱有、一无全无”的耦合式结构，各部分要件“齐头并进”，无所谓位序的优先，只要最后达到各要件充实即可。在这种没有严格位阶限制的理论指导下，司法人员往往会从容易认定的方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