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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主义化证据规则 　　摘 要：2003年，因应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台湾修正并增补了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明确引入传闻规则。该规则的引入在台湾法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实务部门对此也态度不一，反映了立法和实践的背离。通过对台湾引入刑事传闻规则的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此次修订立法是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证据制度的发展规律的，但其立法及实施环境中存在的不足，即，立法中对传闻规则的现代法理基础认识的不足而导致的体例一致性和制度系统性的阙失；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传闻规则的观念缺位，则使传闻规则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也预示了制度的移植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磨合的过程。 　　关键词：台湾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传闻规则；评论 　　中图分类号：DF 732 　　文献标识码：A?オ? 　　 　　如我国台湾学者所言，进入21世纪，台湾刑事诉讼制度正处于一个跃动蜕变的转型时期，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发展[1]，其《刑事诉讼法》近年来处在不断修正之中。2003年2月，台湾公布的部分修正《刑事诉讼法》条文，核心就是采用当事人主义化的证据法则，其中以增订第159条及该条之一至五引进的传闻规则及其例外规定，最引人注目，在理论及实务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甚至争议。台湾地区的法律秉承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和传统，其《刑事诉讼法》中采纳的包括传闻规则在内的趋向当事人主义的修正立法，反映了近年来大陆法系在刑事诉讼制度修正中，借鉴当事人主义或者完全转向当事人主义的共同趋势。探究台湾刑事法律的修正情况，可以把握当今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可能走向。同时，我国台湾和祖国大陆同祖同宗，这种共同的文化历史传统，先在地决定了在对现代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二者在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式上有着共同性的可能，因此，以我国台湾的《刑事诉讼法》第159条关于传闻法则的引进为视角，分析台湾《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情况，对于祖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不无借鉴意义。 　　 　　一、台湾《刑事诉讼法》关于传闻规则的规定及其立法理由 　　 　　台湾刑事传闻规则见于其《刑事诉讼法》第159条，该条原为1967年修正《刑事诉讼法》时所增，原条文只有一项内容，即“证人于审判外之陈述，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根据当时“立法院”增设该条的议案关系文书和“司法委员会”所印制的联席审查报告，原条文的立法理由是：“本案仍以大陆法之职权进行主义为基础，以发挥职权主义之效能，对于证据能力，殊少加以限制。凡得为证据之资料，均具有证据能力，惟其诉讼程序，所以采直接审理主义及言词主义，原在使裁判官，凭其直接之审理，及言词之陈述，获得态度证据，形成正确之心证，以为证据证明力之判断。证人以书面代到庭之陈述，与直接审理主义及言词审理主义有违，故规定除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可见，原条文是专为限制证人以书证替代到庭陈述而设定的。而2003年2月6日公布的修正“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159条，则是在保障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大前提下，对此作了重新调整，其第1项规定：“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言词或书面陈述，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不得作为证据。”第2项规定：“前项规定，于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二项之情形及法院以简式审判程序或简易判决处刑者，不适用之。其关于羁押、搜索、鉴定留置、许可、证据保全及其他依法所为强制处分之审查，亦同。”鉴于传闻例外的存在，本次《刑事诉讼法》在修正时，也认为被告人以外之人于审判外的陈述，如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证及使用证据的必要性时，应例外地容许该审判外陈述作为证据，因此，增订有关传闻法则的例外规定（第159条之一至五），即：第159条之一第1项：“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向法官所为之陈述，得为证据。”第2项：“被告以外之人于侦查中向检察官所为之陈述，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者外，得作为证据。”之二：“被告以外之人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与审判中不符时，其先前陈述具有较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之三：“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中有下列情形之一，其于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调查中所为之陈述，经证明具有可信之特别情况，且为证明犯罪事实之存否所必要者，得为证据：一、死亡者。二、身心障碍致记忆丧失或无法传唤或传唤不到者。三、滞留国外或所在不明而无法传唤或传唤不到者。四、到庭后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者。”之四：“除前三条之情形外，下列文书亦得为证据：一、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外，公务员职务上制作之记录文书、证明文书。二、除显有不可信之情况外，从事业务之人于业务上或通常业务过程所须制作之记录文书、证明文书。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于可信之特别情况下所制作之文书。”之五第1项：“被告以外之人于审判外之陈述，虽不符合前四条之规定，而经当事人于审判程序同意作为证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