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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专业化与边缘化浅析 　　摘 要: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化与边缘化趋势日益明显,这一现象是国家权力话语、学术机制、消费主义与世俗化、全球语境下后现代理论的引入等多方合力的结果。为解决自身的危机,确立存在的合法性,知识分子纷纷提出了重建公共性引导下的知识分子新形态的设想。 　　关键词:知识分子;边缘化;专业化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0)02-043-02 　　 　　在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参与者们针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商业化、世俗化所引发的人文危机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热烈的讨论;其间,知识分子的定位、走向、“为何”与“何为”等问题,是本次讨论的热点。在十余年后的今天,知识分子愈加明显的受到知识的专业化、文化的商业化以及“宏大叙事”消解的夹击,内部出现了分化的现象,一部分知识分子融入商业市场,而更多的的知识分子则走进书斋,走向专业化与边缘化的道路。本文将着重讨论知识分子的专业化问题。 　　一 　　何为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为何?葛兰西、曼海姆、福柯、萨义德、布迪厄、鲍曼等西方思想大家在不同的语境和理论框架下分别对此有着精彩的论述,各家观点各虽有侧重,但大都赞成两项基本标准,一为知识与理性,二为批判精神,对真理与正义的守护。 　　在中国现代语境下分析知识分子专业化的问题,首先要追宗溯源,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知识阶层――士,东汉刘向对于“士”有一个高度概括的定义:“辨然否,通古今,谓之‘士’。”(《说苑#8226;佾文》)尽管古代士人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可完全划等号,但古代士人的思想精神风貌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传承性还是十分明显的。 　　古代知识阶层始于春秋、战国之交,孔子被视作中国第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的时候,孔子便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1]他们“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发表政治主张,参与社会政治改革,由于“道”作为政治社会秩序重建的最高理想与基本依据,缺乏具体形式,士人只有借助自身的内向超越,才能彰显他们所代表的道,抗礼王侯。这正是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8226;卫灵公》)但从历史实践上看,近乎“圣人”与“完人”的道德修养标准却让执行变得困难重重。自秦、汉之后,随着大一统体系的建立,势长道消之势日益明显,“无恒产”的士人为实现政治理想居身庙堂,却不免要受到势的左右。曲学阿世、枉道从势者不在少数,“宋、明以来,‘其书则经,其人则纬’的伪道学更是指不胜屈。但是从正面看,持道不屈的君子,即使是在中国史上最黑暗的阶段也未完全绝迹。正是因为这些人物的前仆后继,中国今天才依然存在着一个不绝如缕的知识分子的传统。”[2]这种理想主义、道德化的倾向,好为天下师的传统在今天依然余韵未绝。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新知识、新思想的先驱,身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致力于社会改造与民族救亡运动,其精神与封建时代士阶层“以天下自任的”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一脉相承,始终站在话语权力的中心。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为思想改造的对象;文革期间,更是成为社会反动力量而受到非人的侮辱与迫害。文革结束后的八十年代被誉为“新启蒙运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又重新回到了社会的中心地位,对计划体制及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反思。 　　九十年代,情况又急转直下,知识分子再次被置于政治社会生活的边缘,或主动或被动的从事专业方向的研究。这一现象引起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和对于自身的反思,他们试图在“权利与市场的双重否定中界定自己的身份以及相应的价值取向,认定知识分子应当是一种形而上价值(‘终极价值’)的承担者”,[3]进而重建主流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话语权。 　　二 　　知识分子边缘化与专业化的现象绝非一时一刻之功,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是各方面合力的结果。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依附于国家政权的传统,古代知识阶层通常希望通过进入“庙堂”而达到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年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并无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概念,但在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国家化过程,通过将各种成分的知识分子组织到“单位”体制与持续的运动方式的话语的规训、监督与驯化,当代知识分子丧失了保有现代知识分子“学术自由、人格独立‘之可能的社会机制与话语空间。”[4]政治对独立自由思想的阉割,使知识分子退出了政治的中心地位,在体制内进行着无关意识形态的专业性研究。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进程,消费主义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了消费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