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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纤夫合约假说错误及其扩展 　　“纤夫合约”的非经济解释 　　 　　张五常观察到：三峡上的纤夫会同意“雇一个监工来抽他们”(hiring amonitor to whip them)，而且还分享他们的劳动剩余。他解释说，因为每个纤夫的努力程度难于衡量，很难监督其他的纤夫会不会偷懒(shirking)，所以一个强权的管理者是必须的，那样才符合每个纤夫的利益。 　　这个例子曾经给笔者很大的启发，它使人反思传统的资本剥削劳动、管理者剥削劳动者的教条。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带着文学性的同情描述工人是如何受到“拿摩温”的欺压。而在张五常看来，那只是一种合约形式――纤头拿着鞭子抽人，是最残酷的了，但其实是纤夫们自己组织劳动的需要。张五常这种解释确实是符合逻辑的，很有说服力。在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就有人引用“纤夫合约”来论证：其实工人并不存在被剥削问题，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被监管的合约方式。 　　我对“纤夫合约”假说产生怀疑，缘于2010年夏季我在北京农村的劳动经历。几年前，我在北京郊区买了一座宅基地。去年夏季，我请了村上的一些农民帮我盖房子。在农村盖房子，首先要请一个被称作“包工头”的人，此人需要对盖房子有经验、有威信、人缘好。当时的工价是“大工”一天120元，“小工”一天80元(凡是砌墙、木工之类需要一定技术的被称为“大工”；简单体力劳动被称作“小工”)，我被称为“东家”。一个多月里，我都在观察，盖房子这样的生产劳动是如何组织的。和张五常观察到的纤头以恶狠狠的姿态拿鞭子抽纤夫不一样，我发现包工头和盖房子的农民之间是非常平等的关系，除了工作中经常转来转去指挥大家的时间较多以外，他很少呵斥干活的农民。干活的时候，大家气氛非常融洽，还相互开玩笑；平时他经常买烟给分给大家抽，在几个重要的日子，比如开工、上梁、封顶，他还要办酒席请伙计们一起吃饭，给大家敬酒，感谢大家出力。 　　在盖房子中会不会有人偷懒?在有些工作中偷懒是很困难的，比如砌砖，速度如何、质量如何很容易看出来。有些工作努力程度就很难衡量，比如“上大料”，一根木料至少数百斤，抬一根木头需要至少三四个人协作。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站的位置不同，谁出了多少力确实很难评估。不过也并没有出现张五常说的要找个人拿鞭子抽大家的管理方式。我了解到，这些一起盖房子的农民，彼此之间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些甚至是亲戚，所以合作才能默契，至于偷懒的问题，则很简单，谁要是偷懒让大家看在眼里，下次干活就不会叫他了。 　　为什么张五常观察到的长江纤夫需要专门雇一个强硬的监工来抽他们，才能有效率地干活?而我观察到的盖房农民却可以自觉地甚至快乐地工作? 　　如果张五常观察到的现象是真实的，那么存在一种可能情况的解释是，拉纤时各人的努力程度，比盖房子搬木头更难于监督。但这个可能在实证中并不成立，是张五常浮光掠影表面观察产生的误解，我奶奶抗战期间在重庆有多次雇人拉纤的经验，在没有经验的人看来，几个人在一起拉纤，很容易有人偷懒而不被发觉。其实不然，如果观察得更细致一些，会发现每个纤夫独自拉一根绳索，谁没有好好使力气，从纤绳的紧绷程度上很容易看出来。倒是盖房子抬木头的时候，各人付出的努力程度较难衡量。也就是说，因为拉纤的努力难于监督所以雇人来抽大家的说法是不成立了。第二种可能的假说是，在长江拉纤比盖房子危险性更高，所以需要一个严厉的人来协调大家的一致行动。拿个鞭子抽大家，因而被容忍，这实际上是一种危险环境下的特殊群体文化，比如战场的军人，上下级之间会表现得非常粗鲁甚至严苛，所谓“慈不带兵”，但在共同面对严酷的外部危险时，这种在平常显得极为不人道的管理手段会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假说逻辑上成立，但也经不起推敲。因为纤夫这个职业从抗战后一直到现在都有，今天当纤夫依然非常艰辛，要说危险程度和过去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可已经看不见有监工拿鞭子抽纤夫的景象了。纤夫们带头的叫“驾长”，要指挥大家，有丰富的经验，工资比一般纤夫略高，　“总的来说对手下要狠，人要机灵”，但大家之间关系很好，“像朋友和亲人一样”，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陈晰，2009)张五常观察到的拉纤需要雇个人抽大家，也不能用独特的工作条件来解释。 　　这样接下来要问，而张五常并没有深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年他观察到的纤夫，要接受请一个监工来抽自己的合约，而不能形成另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合约?如给我盖房子的农民，有一个包工头组织劳动，但主要以相互监督和荣誉感为激励的合约方式。纤夫之间也完全可以形成一种默契，对于有偷懒倾向的人进行排斥，“下次干活的时候不叫他了”，或者通过良好的团队氛围激励大家为了荣誉感而努力工作。 　　之所以盖房的农民可以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激励的愉快的工作氛围，关键在于盖房的农民之间有一种长期合作带来的信任。可以作为一种推测的原因是，在抗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