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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黄色墙纸写作风格 　　摘 要：夏洛特?泊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兼作家。在她的短篇小说《黄色墙纸》中，吉尔曼放弃了传统的叙述模式，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切入，通过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颠覆了男性话语模式，向读者呈现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为新时代女性写作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黄色墙纸》 写作风格 象征主义 第一人称叙述方式 　　一、引言 　　《黄色墙纸》发表于1892年，是美国女性作家夏洛特?泊金斯?吉尔曼所著的一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它被认为是美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文献，作品通过叙述者对周围环境的一系列反应，表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探索了处于意识刚刚觉醒的女性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这一女性作家经常表现的主题。为了能够真实的再现女性在父权社会制度下被压抑和束缚的悲惨命运，吉尔曼突破传统的写作模式，并且大胆地运用了各种文学写作手法，更加突出了这篇小说的女性主义主题。 　　二、象征主义 　　小说《黄色墙纸》反映了世纪之交敏感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对传统父权制家庭生活的不满，传神地表达了女性在父权制婚姻家庭中卑微从属的地位和长期受压抑、遭排斥的痛苦，揭示了父权制家庭模式的荒谬。为反映这个主题，作者避开了平铺直叙的的“如实交代”，而是将她一贯的关心的妇女命运主题放在一个充满象征性意向的环境中，全文各种象征性意象俯首皆是，处处蕴藏着丰富的弦外之音。 　　（一）幼儿室 　　来到乡村别墅后，“我”被迫住进曾经做过幼儿室的房间。这个细节明显地象征了“我”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地位，毫无选择权，只能任人摆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中，“我”没有独立的身份和自由，“我”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由成人――也就是“我”的丈夫――带领着。 　　幼儿室的窗户是带栏杆的，这进一步说明“我”简直如同监狱里的犯人。他们以禁止“我”从事唯一的创造性活动――写作为手段，从而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他们惧怕“我”“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深知思想的力量，知道工作将会帮助“我”摆脱丈夫的控制，获得独立，那也就意味着“我”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脱离了幼儿状态。这在“我”的丈夫看来是危险的，因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遗余力地严加防范。他们这种压抑、扼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做法实际上是抹杀“我”独立的人格，活活把“我”逼上了疯狂的境地。这篇小说是“我”避开丈夫监视的目光，断断续续偷偷摸摸地写成的。字里行间笼罩着作者当时的警觉、冒险、惟恐被人发现的紧张的心理氛围。作者在此暗示了父权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女性实际上非但没有独立的生活空间，而且也没有独立思考想象的余地。 　　（二）黄色墙纸 　　吉尔曼巧妙地把黄色墙纸作为“我”生活背景的一部分，又作为“我”受压制的情感的客观对应物，贯穿小说始终，随着“我”的心境变化而变化，成为小说中最核心的象征。 　　“我”虽然被丈夫囚禁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场所，但思想却从未如他所愿的那样停止活动。相反，由于受到了环境的压抑与窒息，“我”的思想活动反应的更为激烈，这种反应又进一步投射到房间里的丑陋的墙纸上。因为读者是通过“我”的眼睛来观察，所以墙纸已不再是常人眼里看到的景象，而是“我”心灵的幻想。如果说最初黄色的墙纸已经与“我”的思维状态，那么最终黄色墙纸已经与“我”的思维完全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我”透过黄色墙纸的表面，看到了藏在下面的另一幅图景：许多妇女同胞被束缚在父权制的刑具――那纵横交错的条条框框里，卑微地、无声无息地爬行着，总也逃不出父权制森严的围墙。在“我”眼里，黄色的墙纸仿佛成了囚室的栏杆，将每一个试图越狱的女人拦脖掐断。它喻示了“我”所面临的丑恶恐怖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象征着一种压抑人性、阻碍人格发展的力量。而墙纸后面活动着的那个秘密，那个幽灵般的“女人”敢于冲破墙纸的阻碍和束缚，虽不能获胜但极悲壮地抗争着的举动则分明又代表了另一种力量：这是要求自由、摆脱束缚、反抗压迫的正义力量。最后，“我”和墙纸后面的女人一起，齐心协力撕碎墙纸，打烂“栏杆”，从牢笼中爬了出来，“我”终于挣脱了丈夫用“爱心”编织的牢笼，获得了解放。 　　三、叙述方式 　　在传统的叙事作品里，讲故事的角色基本是男性的，听故事或读故事的角色是女性的。由于在这种作品中叙述者是男人，被叙述者是女人，所以充分表现的是男性意识，女性意识和经验被歪曲或被抹杀。吉尔曼作为一位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兼作家，她深知传统叙事作品对女性的扭曲。因此在《黄色墙纸》中，她以一位女性为叙述者，从第一人称经验视角展开叙述。 　　（一）女性VS. 语言 　　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由于在语言的创造与解释中女性的缺席和男性的控制，女性缺乏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体验。女性主义者主张，要改变妇女的处境，首先必须冲破男性话语的囚笼，改变妇女的语言命运。